高僧故事：舍生忘死西行求法，徒步万里终成正果

明贤法师

编者按：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不仅有无数西域、印度高僧来中土弘法，也有无数高僧舍生忘死分从水陆两路西行求法。说到西行求法高僧，国人首先会想到唐三藏。但在唐代以前，比如东晋时期，就有不少高僧西行求法，其中法显大师开西行求法之先河，在佛教史上有极大影响。

中国人中最早留学印度、著有游记、译有经典并能流传到现在的，当首推东晋时代的法显法师。他以六十五岁高龄发迹长安，涉流沙、逾葱岭，徒步数万里，遍游北印，广参圣迹，学习梵文，抄录经典，历时多年，复泛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经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而后返国。八十岁时，仍手不释卷翻译佛经。他著有《佛国记》，是重要的历史研究文献。

法显法师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由陆路涉沙漠徒步赴印，至义熙十年（414年）由海路冒险乘船归来，前后足足十五年。在中印交通阻塞、西域小国众多的当时，长途旅行中的困苦艰险是难以想象的。

法显法师俗姓龚，家住平阳（山西临汾境内）的武阳。他的父母在法显法师仅三岁时，就把他送到附近寺院里做“小沙弥”。十岁那年，父亲病故，叔父因为寡嫂独居不是办法，逼他离寺还俗。他却直率地说：“现在父亲死了要我还俗，当初出家原不是为了有父亲呀！”坚决不肯回去。不久母亲病故，他在料理完母亲丧事后，依照出家的规制接受大戒，成为正式和尚。由于法显法师志行明敏、仪容整肃，很快便得到人们的钦仰。

法显法师从小入寺，成人后又立志潜修，攻读经典，精研佛学。他在研究佛学过程中，发现当时流行的译本大多错杂难通、残缺不全。

经过相当时间的考虑，法显法师义无反顾前往印度。他首先和几位同学商量，居然得到几个也有同样决心的同伴。隆安三年春天，法显法师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由陕西长安出发，过陇西的乾归国、耨檀国，渡养楼山，到张掖镇。碰巧该地发生变乱，他被张掖王段业殷勤留住，在那里遇到西行求学的智严、智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法显法师同慧景等五人先行出发，进入大沙漠。

沙漠之行艰苦而寂寞，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寸草不生，路旁死人的枯骨成了行者认识道路唯一的标志。而且相传那时沙漠中有一种可怕的热风，遇到的便要性命难保。他们一共走了十七天，约走了一千五百里左右才到达鄯善国。稍事休息，又出发走了十五日到彝国，然后再与宝云等七人同路向西南行去。沙漠中没有居民，艰困无法言喻。这样走了一个月零五天，才到阗国。此时，他们已经在路上走了两年。到于阗后，慧景、道整、道远三人先向竭叉国出发，法显法师等则因于阗王挽留参加盛会，停了三个多月，然后才经克什米尔南行入葱岭，在竭叉国与慧景等会合。

东晋元兴元年（402年），他们开始向北部迈进，越过葱岭，进入印度西北边境；又顺葱岭西南行，渡过汉朝张骞、甘英通西域时所未到过的新头河，才到了正北天竺的乌国；接着又游经宿呵多国、犍陀罗国、竺刹尸罗国、弗楼沙国、那竭国、罗彝国、跋那国、毗荼国、摩头罗国等处。这中间，宝云和僧景到弗楼沙国后即启程回国，慧应则从那竭国供佛像事毕亦随二人回去，而慧景则不久在印病死，所以此后十年的中天竺游学，法显法师便很少有同伴了。

元兴三年，法显法师经捕那河入中天竺，先到僧迦施国，又渡恒河到沙祗大国，再南行到拘萨罗国的舍卫城，遍礼佛教圣地，至世尊降生之处——蓝毗尼。

法显法师在赴印求法期间，先后游历了当时佛教兴盛的蓝莫国、毗舍离国、迦尸国等十余国，直到义熙九年（406年）回国，他都始终在用心地观察和学习。他在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到《摩诃僧祗律》一部、《萨婆多律》一部及《延经》《大般泥洹经》和《阿毗昙》等经典。为了学会这些经典，他在那里住了三年，学习梵文，并且手抄经、律，培养直接阅读原文的能力，为归国译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学习基本完成后，法显法师决定回国。那时留在印度的同伴只有道整，但道整却愿意永留不归，与法显法师意在沟通中印文化、将佛法尽弘于中华大地的志趣不同，于是他只好只身启程。在归途中，法显法师在此求得《沙弥律》藏本及《长阿含》《杂阿含》等各一部。又经八个月后，方搭商船向东行驶，不幸途遇大风，船漏水入，形势危殆，全船人勉强苦撑十三天，才得泊一岛边，修葺漏船，然后又走九十余天，到达耶婆提国（爪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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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熙九年（413年），他在婆提国逗留五个月后，搭上商船前往广州。航行起初颇为稳定，不料月余后，突遇飚风，一时黑气弥漫、狂风暴雨，船身颠簸欲覆，陷于极端紧张危急状态。船上外国商人相当迷信，他们因以前很少出事，认为这次有了法显法师才发生这样的危急情况，马上私议纷纷，把他当成不祥之人，决议把他单独放逐到海边，然后再继续前进。幸亏有一位大施主竭力为他辩护，外国商人才放手作罢。这船在海中漂泊七十余天后，方又西行，最后终于到达长广郡的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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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时经十五年、游历三十余国的法显法师总算回到了祖国。

鲁迅先生的佛教因缘

1986年是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专程前来上海参加纪念活动的客人中，有日本中山寺的住持、八十二岁高龄的杉本勇乘法师。当他下机受到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的热诚欢迎时，激动不已。杉本法师是在1933年于内山书店与鲁迅相识的。几年的交往中，对鲁迅的学识和为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文章犀利，而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有一次，他送给海婴一支玩具手枪（《鲁迅日记》中有记载），鲁迅先生哈哈大笑道：“怎么，和尚也舞刀弄枪吗？”杉本法师当时还只是上海一座日本寺庙（当时日本佛教界在我国上海等城市建有少量寺庙——编者注）里的小和尚，鲁迅先生却常常勉励他到人民大众中去宣讲做人的道理，并说自己也在努力用文章影响和改变国民的精神，为大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与鲁迅先生莫逆的日本内山完造，也是个佛教居士。他曾在《上海霖雨》杂志上写了篇《弘一律师》的文章，记述经夏丐尊的介绍，认识弘一法师的因缘，他并受法师的委托，向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等处分送《华严经疏论纂要》十二部。他们的友好交往，中日文坛传为佳话。

鲁迅先生幼时，父母亲送他到绍兴都昌坊口的长庆寺，拜当家和尚为师，师父赠送他银质八卦一个，上面镌刻着“三宝弟子法号长根”八个字。后来鲁迅曾写了一篇《我的第一个师父》的纪念文字，并用“长根”的谐音“长庚”作为笔名发表《唐朝的钉梢》杂文。这个银八卦由鲁迅夫人许广平托王冶秋带给绍兴鲁迅纪念馆陈列展出。

1914年，鲁迅先生研究佛学很勤。《鲁迅日记·民三》载，他曾看了《瑜伽师地论》、《翻译名义集》、《肇论略注》、《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传》、《高僧传》等佛教书籍。他在看了《瑜伽师地论》、《翻译名义集》、《阅藏知津》等书后对好友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他把我们平常对于人生难以解决的问题，早给我们启示了，真是大哲。”（见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那年，鲁迅在读了《大乘起信论》后，陆续买了许多佛经，还与许寿裳订了合购佛经的协定，互通有无。

在这以前，鲁迅还施资委托南京金陵刻经处，刻印佛教文学作品《百喻经》，当时的原雕版已作为珍贵的文物，保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末页有这样的附记：“会稽周树人施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另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拨刻《地藏十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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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经》是印度求那毗地法师于南朝永明年间来我国传教时，根据古印度高僧僧伽斯那集撰的一部佛经翻译成汉文的。它以故事形式，宣扬佛教教义。那些诙谐而生动的故事，今天读来，仍饶有兴味。鲁迅不仅自己施资刻印，还极力赞助王品青校点《百喻经》，用《痴华鬘》书名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鲁迅还为之作《序》。其全文是这样的：“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大辑《喻林》，颇有蒐录，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也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其书原名《百句譬喻经》。《三藏记集》云：天竺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钞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为新学者撰说此经。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以譬喻说法者，本经云：‘如阿伽陀药，树叶而裹之，取药涂毒竟，树叶还弃之。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王君品青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作痴华鬘竟’语，即据以恢复原名，仍印两卷。实缺二者，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为二事也。尊者造论，虽以正法为心，譬故事于树叶，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牵。今则已无阿伽陀药，更何得有药裹？出离界域，内外洞然，智者所见，盖惟佛说正义而已矣。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二日。”（载《鲁迅全集·集外集》）

1981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南京金陵刻经处曾重刻《百喻经》，卷首还加印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撰写的《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烫金的“百喻经”三字，也是出于赵朴初会长的手笔。早年上海《觉讯》月刊社曾出版史天行译述的《百喻经故事》，将譬喻引述的佛教教义补上。此书曾由香港佛经流通处翻印。

国学大师章太炎晚年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国学外，兼谈佛学，影响很大。当时鲁迅常常去听讲，他对佛经研究的兴趣，就是受章太炎启发的。章逝世后，鲁迅写过《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再记章太炎先生》等文稿叙述其事。

虽然鲁迅后来并未成为佛教徒，但他虚心好学、不存成见的精神与他当年与佛教的一段因缘，仍值得我们学习与怀念。（文：蔡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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