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光大师说放生是真的吗

1、来华访问的印度内政部长帕提尔今天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周永康一道在北京金台艺术馆为印度“国父”甘地塑像揭幕并为甘地生平图片展剪彩。

2、约高一米铜质塑像为金台艺术馆馆长袁熙坤应印度驻华使馆邀请而作。塑像被安放在在金台艺术馆前的草坪上。盘坐着的“圣雄甘地”带着眼镜，拿着书本，以塑像底座上的名言教化世人：不要对人性失去信心。人性就像汪洋大海，即使海水中有几滴脏水，大海并不会变脏。

3、甘地生前曾被邀请前来中国访问，但最终没有成行。甘地曾经写道：“我期待有一天，自由的中国和自由的印度结成兄弟般的友谊，为了两国自身的利益以及亚洲乃至世界的利益而协力合作。”帕提尔表示，此次访华正值印中两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和多样化的新时期，甘地的教诲在今天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4、塑像创作者袁熙坤说，佛教的渊源使中印两国自古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及思想基础，甘地的奉献、克己、自励，也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许多折射交汇点。创作这一塑像，是想让更多的中国民众了解、记住这位圣雄。

5、北京广化寺是北京著名的佛教十方丛林，也是北京市佛教协会所在地。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什刹海后海的北岸，东邻银锭桥，西邻宋庆龄故居。广化寺大约建于元朝1342年前后。明清时期，为京都有影响的净土宗佛刹。清末民初，广化寺成为“京师图书馆”。

6、1927年，广化寺住持玉山法师注重修持，率领僧众遵守佛制寺规，实行禅净双重。他在寺内立下了“三不”制度，一不攀龙附凤；二不外出应酬佛事；三不私自募捐化缘，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广化寺闻名四海。1939年，广化寺创办了“广化佛学院”，后又创办了广化小学，免费招生。1952年9月，虚云大师率弟子七人来京驻锡广化寺。

7、“文化大革命”中，广化寺佛像遭到破坏，宗教活动也被迫停止，1981年北京市佛教协会成立，广化寺得以修复，恢复了正常的佛事活动。为培养佛教人才，寺里还开办了僧尼培训班。2001年广化寺内成立了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代表了广化寺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广化寺成为北京市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

8、广化寺的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四进殿堂以及东西配殿、配楼，油漆彩绘一新，从市文物部门请来一尊毗卢遮那大铜佛像供奉在大雄宝殿，天王殿的四大天王、二金刚也重新塑造，恢复了清净庄严的面貌。

9、广化寺共收藏国家各级文物1716件，其中图书1087部，字画282件，碑拓298件，其它物品49件，不少是文物珍品，有很高的价值。如明水乐年间翰林院刻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清雍正皇帝抄写的《金刚经》，还有不少明清名人字画。《大藏经》共4藏，2761函，也十分珍贵。

10、全寺占地面积二十余亩，13858平方米，拥有殿宇329间，共分中院、东院和西院三大院落。整座寺庙建筑布局严谨，雕梁画栋，金碧辉煌。

二、放生黄鳝的福报

1、中院是全寺的主体建筑。正中依次分布着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等主要殿堂，两侧对称排列着钟楼、鼓楼、伽蓝殿、祖师殿、首座寮与维那寮。这些殿堂组成了广化寺的正院。东院由戒坛、斋堂、学戒堂、引礼寮等殿堂组成四合院。西院的主体建筑有大悲坛、祖堂、法堂、方丈院、退居寮等。三个院落之间回廊环绕，僧房毗连，形成一座大四合院中有众多小四合院，即“院中有院”的建筑特色。整座寺庙古柏苍翠，花草溢香，曲径通幽。

2、广化寺现任住持为怡学法师，40岁，原籍山西晋城人。1983年3月在山西五台山碧山寺师从成广法师出家。现兼任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市青联委员。

3、地址：北京市鼓楼西大街鸦儿胡同31号广化寺

4、中国汉地建筑受于周之制。《考工记》云：“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川字形布局，象征河流百川，有芥子纳须弥的含义，寺院就是大千世界，故川字形建筑里突出主次的关系，这只是佛菩萨在成就上的差异，丝毫没有伦理上的差别。梁思成先生认为：“以多座建筑组成的庙宇，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布局，其所注目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其布置秩序均为左右分之，适于礼仪之庄严场合。”

5、山门、殿堂、楼阁等不同类型建筑合成庭院。把建筑分解成最小的基本单元——间，间与前面的空间——院，组合成院——间的建筑模式，这虚实的空间有水墨画计白当黑的审美理念，而在佛教中体现了“空与无”的思想内涵。寺中重要的殿堂一般都排列在中轴线上。

6、到广济寺朝礼的人们第一眼让人注目的是天王殿。这里有明代仿唐三彩的四大天王，象征着“风调雨顺”。中间为明代铜弥勒像，与各地寺院看到的“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的布袋和尚像不同。布袋和尚只是传说中弥勒佛的化身形象，广济寺天王殿中所供奉的是——天冠弥勒。

7、广济寺最大的殿堂是“大雄殿”。《法华经·从地涌出品》：“善哉！善哉！大雄世尊”。大雄是佛陀的德号，即伟大之英雄之意。佛具大智慧，能降伏魔障，故称大雄。广济寺大雄殿是帝王所敕建，故着黄琉璃瓦。殿脊有香水海，又名华藏世界海，整体呈山形，由水、莲花和一个梵字构成，寓意永恒世界、不生不死。此种殿脊在北京地区独此一家。大雄殿所供奉的三世佛，即西侧过去世迦叶佛，中间是现在世释迦牟尼佛，东侧是未来世的弥勒佛。这样的组合供奉方式与常见寺院所供奉的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本师释迦牟尼佛、东方世界药师佛组合完全不同。佛是智慧之身，法性平等，所表达的合掌皈依仰慈悲，举头见佛生欢喜的精神完全相同。

8、寺观在北京的兴建历史悠久。早在北魏时，幽州就是佛教聚兴地区之故民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说。今历史博物馆馆藏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光林寺尼静妃石造像，海淀区车儿营存魏太和造像(有学者疑其为伪作)和采师伦“重藏舍利记”中称：东魏元象元年(538年)幽州刺史尉长命建尉使君寺等，都说明在魏晋北朝时，幽州地区佛教文化已有一定发展。幽州地处北方边陲，佛教的发展，比中原和江南等地起步时间晚，但发展速度并不逊于它地。隋唐五代时期，燕地名僧辈出，并在唐初开始普遍建寺，同全国各地一样，佛教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发展阶段，并对后世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契丹族笃信佛教，盛况能与唐代相比，并远超过宋朝，而辽代佛教发展又以燕京为五京之首。所以文献中以辽南京佛寺相望形容其佛教发展的程度。元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大都城内寺庙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元代道教势力和影响仅次于佛教，如仅见于记载的全真道寺观就达廿余所。当时在大都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蒙古萨满教等传布。明清两朝对佛、道二教同样重视，许多寺观得到发展，尤其两朝宦官专权，他们死后多建寺，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这样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北京寺观众多的特点，于是兴建碑、修葺碑、著名僧人墓幢等各寺均有。目前存在最早的是70年代在房山窦店发现的有唐武德四年(621年)题记“贤劫千佛之碑”，该碑碑身布满佛像、仅在碑阴上部正中辟出一方形壁面，刻出文字，惜文字已多漫漶不清。出土时碑身上佛像头部已全部被砸，可能是唐朝会昌灭佛时所为。1989年，在房山雷音洞前石栏杆地娥下面发现一方残碑，残高32厘米、宽37厘米，厚5厘米，面背双刻。这件重要残碑，虽有残缺，但仍可辨识其内容，万幸的是在碑阳第4行有“八年岁次乙酉”、第7行有“琬为护正法”和第8行“石经一十二部”的重要内容，可证明是静琬于武德八年(625年)刻经的题记碑。1957年在房山云居寺第一洞洞底发现一穹碑，额题“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高250厘米，宽100厘米，刻于开元□四年。是目前发现有关石经山开凿石经洞的惟一史料。在房山云居寺雷音洞左侧还有武则天垂拱年间的两通碑，碑螭首，额刻一佛二菩萨，碑文书法艺术高超，是不多得的唐碑。辽金元三代在北京也有不少名碑，如应历五年(955年)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统和年间《千人邑会碑》、清宁四年(1058年)赵遵仁撰《续镌四大部经成就碑记》、大觉寺成雍四年(1068年)《清水院碑》、戒台寺《法均大师遗行碑》、金崇庆元年(1212年)《天开寺奉先县禁山榜示碑》、元至正廿四年(1364年)《兴隆寺置地碑》、明景泰四年(1453年)《隆福寺创建碑》、嘉靖三年(1524年)《大德显灵宫奉安诸神碑》、清顺治八年(1651年)《普胜寺创建碑》、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法源寺碑》等，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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