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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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

王作安

各位代表：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界代表，相聚在美丽的浙江宁波，隆重举行中国佛教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本次全会将总结第九届理事会工作，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共商今后五年主要任务，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这是我国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与会代表肩负重大责任。在此，我谨代表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对会议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会议代表致以诚挚问候！

　　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以来，中国佛教协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努力推进佛教中国化，切实解决佛教领域突出问题，制定完善重要教规制度，指导开展各项教务活动，为推动佛教事业健康传承做了大量工作。开展“助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爱国主义主题学习教育，倡导“四进”寺庙活动，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政治上不断进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开展佛教思想研讨，举办讲经交流会，制定《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推进佛教中国化开局良好。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体验活动，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重视佛教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注重教规制度建设，修订《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和10部教规制度，自身管理规范化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和政府治理佛教商业化，纠正教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规范传戒工作，印发《关于自觉抵制佛教领域商业化不良影响的通知》、《关于规范升座开光等佛事活动的通知》、《遵规持戒，去伪匡正，共同维护藏传佛教活佛形象倡议书》，教风持续好转。重视办好佛教院校，充实师资力量，完善公共课设置，统编专业课教材，基本完成中国佛学院新校区建设，人才培养工作取得新进展。加强佛教三大语系的交流，召开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工作委员会会议，扶助边疆地区寺院，佛教内部关系更加和谐。开展对外友好交流，举办第四、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主办两届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创办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促进澜湄流域国家佛教交流，创办《法音》英文期刊，我国佛教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支持贵州省三都县等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鼓励广大信教群众爱岗敬业、勤奋劳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中，我国佛教界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严格执行“双暂停一延迟”，配合联防联控，参与群防群治，引导信教群众科学防护，向湖北等地捐赠资金和防疫物资折合人民币4亿多元，彰显了我国佛教界的大局意识和家国情怀。实践证明，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特别是协会领导班子忠实履行职责，扎实开展工作，正确应对挑战，经受住了考验，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佛教事业发展中还存在薄弱环节，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内生动力不足，缺乏主动求变精神。去商业化还须持续用力，一些寺庙还存在借佛敛财、为商业活动站台等现象。教风建设力度不够，自我约束能力比较薄弱，教规制度落实不到位，有规不依、破戒难惩的问题比较突出，个别代表人士严重违规破戒损害了佛教形象。奢靡之风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寺庙搞豪装，活动讲排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违规建设寺庙时有发生，未批先建、批小建大、批少建多等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人才培养有待加强，佛教院校建设“散小低”（办学资源分散、学院规模太小、教学质量偏低）状况没有明显改观，教学质量不高，规范化管理程度低。对以上这些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着力加以解决。

　　各位代表!

　　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擘画了中国面向未来的宏伟蓝图，对做好宗教工作也提出了明确要求。佛教界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建议》上来，适应新时代新阶段要求，追求文明进步，发挥积极作用，动员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增添助力。

　　站在历史交汇点上，新一届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会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深入学习贯彻宪法和法律法规，以推进佛教中国化为主线，大力加强政治引领，正确阐释教规教义，推动解决突出问题，不断增强管理能力，着力培养人才队伍，促进佛教事业健康传承，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取得更大进步。

第一，追求政治进步。

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站位，把佛教事业放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来谋划和思考，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开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增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结合参与抗击新冠肺炎斗争的亲身经历，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弘扬抗疫斗争彰显出来的伟大中国精神，讲好佛教界投身战疫的爱国故事，把佛教自身发展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四进”寺庙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把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佛教事业的方方面面，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第二，勇于自我求变。

契理契机、与时俱进，是我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佛教界只有通过自我求变，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对佛教中与当代社会不相适应、影响佛教健康传承的突出问题，要敢于面对，以变革的精神推动解决。要激发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内生动力，真正发挥主体作用，对经典教义、思想观念、教规制度、文化艺术、礼仪习俗等进行系统疏理和深入分析，厘清哪些需要坚持和传承，哪些需要完善和发展，哪些需要调整和扬弃，列出重点清单，研究制定富有前瞻性、全局性、基础性、针对性的重大举措，系统谋划、统筹协调，精心组织实施。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增进“五个认同”为目标，对教义教规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深入开展讲经交流活动，丰富和发展人间佛教思想，推动形成既传承优良传统、又体现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佛教思想文化。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教育体验活动，加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力度，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要创新寺庙管理，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引入现代管理理念和先进管理制度，真正实现民主管理、依法管理和社会管理的统一。

第三，强化教风建设。

教风关乎佛教的前途和命运，要秉持以戒为师，勇于自我净化，全面从严治教。严格遵守寺院共住规约等教规制度，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增强教规制度的严肃性，做到违规必纠、破戒必惩，不能让教规制度成为稻草人。对传统教规进行系统疏理和研究，继承优良传统，改革陈旧内容，化繁就简，统一规范，形成适应时代进步要求的当代佛教内部管理规范体系，有利于佛教界一体遵循。完善寺庙财务管理，实行财务公开，接受政府、社会和信教群众监督。要深刻汲取教训，规范教职人员行为，坚决纠正自我膨胀、自我炒作、沽名钓誉、追求享乐的不良现象，坚决防范搞个人崇拜和精神控制，维护佛教清净庄严、淡泊名利的良好形象。要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寺庙之间不能建立隶属关系，防范拉帮结派、搞势力范围。要秉持勤俭简朴理念，坚决遏制法事活动讲排场比阔气、寺庙建设搞攀比求奢华的不良风气。规范传戒工作，严格出家条件，不得强迫出家，把好入口关，严防犯罪分子潜入寺庙。协助党和政府持续治理商业化，纠正投资承包经营寺庙现象，不为商业活动站台，不得将佛教资源作为企业资产上市，制止利用佛教打造新的景区，整治滥塑大型露天佛教造像。中国佛教协会新一届理事会成员要率先垂范，注重道德修养，遵守教规制度，克己慎行，正己化人，自觉接受教内外监督，不辜负信教群众的信任。

第四，履行社会责任。

佛教是社会的一部分，必须顺应社会、服务社会、履行社会责任。以学习宪法和《宗教事务条例》为重点，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正确认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坚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增强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树立国大于教、国法大于教规、教民首先是公民的意识，防止把“出家人”身份特殊化，绝不能搞“法外之教”，自觉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开展活动。坚决抵制一切违法违规活动，揭批打着佛教旗号的歪理邪说，抵制以佛教为名从事的非法活动，坚决纠正违规建设寺庙现象，维护佛教领域正常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依法依规参与扶贫济困、救灾助残、保护生态等公益慈善活动。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做好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的环境卫生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倡导文明敬香，规范放生活动，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建设生态寺院。发扬“食存五观”“珍惜福报”的优良传统，厉行节约，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做爱惜粮食的示范者。配合政府部门做好寺庙建筑安全、消防安全排查整改，防范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加强佛教对外友好交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介绍我国宗教政策，讲好中国佛教故事，增进同各国佛教界的法谊。

第五，重视人才培养。

南京哪个地方能放生乌龟

人才缺乏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佛教健康传承的制约因素。要把人才培养作为我国佛教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按照“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研究制定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统筹中国佛教协会和地方佛教协会资源，加大教育培训经费投入，全面提高培养能力。要大力办好佛学院校，进一步优化布局，逐步摆脱依赖寺院办学的路径，解决“散小低”问题，打造一批示范佛学院，培育一批特色佛学院，提高教学水平，提升规范化管理能力，更好发挥人才培养主渠道作用。争取教育部门支持，借助普通高校优质教育资源，加强对教职人员的国民教育、法治教育、政治教育、宗教教育，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建设好中国佛教协会讲经交流基地、人间佛教思想研究基地、英语交流基地、书画艺术交流基地，发挥其培养培训各方面人才的作用。关心优秀青年教职人员的成长，把教育培养、选拔使用、日常管理结合起来，注重在工作实践中锻炼、在大是大非考验中检验，帮助他们通过工作历练提高水平，帮助他们在宗教实践中注重修为操守，做爱国爱教、守法持戒、精进修学、服务社会的表率，培养出更多精通经典教义、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层次、高素质代表人士。

　　各位代表！

　　新蓝图已经绘就，新征程即将开启。希望中国佛教协会新一届理事会担当起推进佛教中国化的重大使命，续写我国佛教健康传承的新篇章。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不懈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预祝中国佛教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代表身心康泰、吉祥如意！

台湾社会转型中的人间佛教

周安安

　　末法时代的佛法昌隆？

　　同为华人社会，台湾宗教之兴盛往往令对岸同胞印象深刻。无论繁华都会还是僻静渔港，华人民间宗教、三大宗教及其支脉、以及五花八门的新兴宗教比比皆是。无怪本地人常笑称台湾为“世界宗教的超级市场”。

　　然而在这一超市中，本地土产却也往往销量不菲。尽管台湾光复后，官方曾一度为基督教大开绿灯。但经过60余年的发展，汉传佛教不仅牢牢在本土站稳脚跟，更继承太虚以来“人间佛教”的改革思潮，以入世精神和社会参与进行自我改造，使台湾佛教成为一张输出海外的文化名片。据2004年统计，台湾的佛教徒超过800万人，约占台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考虑到华人社会的佛教性格，其中儒释道混杂的民间信仰信众必然占相当比例，但佛教是台湾第一大宗教，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佛教兴盛的背后，是台湾社会的深刻转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先后经历了经济起飞和民主化。从195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40倍以上。经济上的富裕使得民间有充足财力可以护持宗教组织，而伴随着经济发展的种种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伦理崩坏、物质崇拜等也一一涌现。在应对此种现代性症结时，宗教即凸显出其角色的重要性来。不同于基督教世界，华人社会中的宗教在呼唤理性的工业化进程中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佛道教及民间宗教往往被认为与进步的意识形态相背离，或至少其存在沦为边缘化。但是一方面，在后工业时期全球出现了“非世俗化”的宗教复兴浪潮；另一方面，台湾的人间佛教对佛教实践进行了改革，使得民众寻求宗教慰藉的心理需求最终回归到本土宗教上，而未被快速扩张的基督教所完全取代。

　　而政治的自由化则为佛教团体的兴盛提供了制度基础。威权时代的社会矛盾表现为愈加强烈的社会运动。面对社会动乱的威胁，蒋政府最终开放了政治上的自由化。1987年以前，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限制下，民间没有新闻、结社、组党的自由，故无自主意识的民间结社团体。而解除戒严令不到一年，就有740个人民团体向内政部登记并获核准。人间佛教组织的突破性发展也始于此。以规模最大的佛教慈善组织--慈济会为例，1966年~1987年，慈济只吸收了十万位左右的会员，而到1991年，慈济的会员增长到178万位左右。

　　关于慈济创始人证严法师的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常被用来解释佛教组织的入世性转向是如何开始的。据传，证严早年目睹台湾医疗保障体系的落后，而发愿建一所为穷人治病的慈善医院。在与两位修女的辩论中，基督教在公众服务上的成就以及本土佛教在此领域的缺席，深深刺痛了证严：外来宗教尚且如此，以普渡众生为念的大乘佛教为何不能做到？随后，她便开始将以一比丘尼之力，组织信众参与慈善事业。基督教的冲击、本土社会建设的需求以及大乘佛教本身的社会基础和教义拓展的可能，形成了佛教人间化改革的契机与动力。

　　目前台湾大小道场林立，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佛光山、慈济、法鼓山、中台山这“四大山头”。

　　崛起最早的南台湾佛光山，在1960年代后期已逐步成型。佛光山的创立者星云法师，擅长以现代营销手法包装佛教。佛光山不仅制作风格多样的弘法节目，其僧团也突破守旧形象，以活泼进取的形象出现在信众面前。星云的传记作者符芝瑛对星云式人间佛教的总结可谓贴切：一是肯定世间生活的可贵；二是主张乐修而不苦修。

　　而发迹于东台湾的慈济，则是台湾最具规模的民间慈善组织。慈济的创办人证严法师是一位传奇性的比丘尼。出身贫苦农家的她，在半个世纪内，将慈济由一个30人的小道场发展成为全球会员700万人、台湾本地会员400万人的庞大慈善组织。在台湾几次大灾难的应对中，慈济人甚至体现出比政府更胜一筹的组织力和行动力。

　　北台湾的法鼓山起步较晚，其宗教领袖圣严法师于1970年代末期才由美国返台继承其师父东初老人的道场。目前法鼓山僧团的规模不比佛光山，财力及国际影响力也远弗于慈济。但其专注于佛教教育的定位，颇受都市白领和知识分子的欢迎。

　　而中部台湾的中台山亦是在台湾解严之后，其声名才逐渐为人所知。中台山的开创者惟觉法师，以道行高深的“大修行者”形象出现在信众面前，其宗教产品也以参禅和灵骨塔贩售为主。比起积极于入世行动的其他三大山头，中台山带有神秘的色彩，故民间有“慈济做功德，中台了生死”之说。

　　在如今的台湾，佛教已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各大山头都拥有自己的电视台和杂志以做弘法之用；街头除了政治人物的宣传展板，最常见的就是佛教领袖的巨幅肖像。这些新兴佛教组织，拥有现代化的大楼、 公寓型的道场等宗教建筑，并以讲堂、社区学苑、念佛会、环保站等形式，在一般信众中展开活动。政治与佛教团体间的关系亦是千丝万缕，如星云法师因在两党政治中立场鲜明而被冠以“政治和尚”之名。政治人物在大选前参访各大山头早已成惯例，佛教领袖的任何一句话，往往被媒体当作谶语。每年在台北自由广场举办的慈济浴佛大典，皆组织起数万信众到场燃灯祈福。慈济的标志性制服“蓝天白云”与中正纪念堂的蓝瓦白墙恰为映照，作为政治领袖的马英九与宗教领袖一同于佛前合掌，为天下苍生祈福。

　　即使90年代后期台湾经济开始陷入低迷，几大山头的发展依然强劲。那么，人间佛教的发展在台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冲击之下，既然这些以入世的“人间佛教”为改革理念的当代佛教团体在务实的华人社会如此成功，对于始终在西潮与传统间寻求思想出口的当代中国，人间佛教又能提供怎样的实践经验？

　　人间佛教的社会性格

　　台湾民主进程的孰是孰非尚无定论，但其政体过渡平稳以及近年来社会民风之改善则有目共睹。这不禁令人对台湾经验充满好奇：在经验世界逐渐去魅的过程中，为何人们依然充满宗教热情？在经过上百年对传统道德的反思后，台湾如何在保存传统的同时完成了现代化？台湾曾一度面临严峻的政治冲突和族群分裂，最终私德和伦理却并未被政治撕裂。人间佛教组织作为台湾社会最成规模的民间组织，其中是否蕴含着华人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比如人间佛教组织对公共福利事业领域的贡献，以及信众人数快速增长的同时所体现出的组织性，是否即为华人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公民性”的体现？

　　台湾解严后，台湾民众在公共场合体现出诸多公民修养，佛教信徒犹是如此。比如佛教组织热心于教育、慈善、文化、医疗、环保等领域，宣扬宗教与族群平等等普世观念，这些都受到了海外学者的赞誉，比如澳大利亚学者沙学汉D.C.Schack)即认为，佛教使得台湾成为“一个更为宽容和谐的社会，整体民众对于他人及公共事务抱持高度的关怀。”

　　与西方宗教团体相似，台湾人间佛教的嬗变亦有诸多呼应现代性而改变之处。比如它们具有庞大的在家众组织、丰厚的资产、精于使用现代传媒，并针对台湾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发展教义和实践。这些组织往往淡化宗教仪式的神秘性，而鼓励人们做好当下的日常工作，鼓励孝道和自我奉献，虽然其宗教活动以唤起信众的道德激情为目的，但是同时亦以理性化的组织程序管理。因此，美国学者赵文词 (Richard Madsen)对台湾佛教进行实地考察后认为，在当代欧美，社会组织在发展初期往往是由宗教感情所推动的，但最后则会以科层化和专业化代替其宗教性。台湾的这些组织正在发展中，宗教依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台湾在转型过程中的公民性格，即能在此过程中进行培养。

　　为何非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往往伴随着本土传统宗教的兴起？东方社会又有怎样的公民论述的可能性？杜赞奇通过对哈贝马斯“公共场域”概念的批评，提出与其谈论某社会是否是成熟的公民社会，不如考察该社会为何选择使用公民社会这一论述来引导自身历史的发展。公共场域并不只存在于媒体、咖啡馆或公共沙龙这样的场合，而妇女以及各种平民的公共空间，也都蕴含着自主性和抗争的潜能。

　　因此，台湾民间团体的蓬勃发展，虽然不见得就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出现，但至少他们可能是市民社会产生的温床。在过去国家的专制管控中，华人基层民间社会已出现了某种分化。由于具有清晰意识形态和严密组织的正式部门往往容易被收编和压制，反而那些停留在人际网络关系上的非正式部门，在社会开放后易于成为真正促进社会变迁的力量。宗教学者魏乐博(Robert P. Weller)将台湾社会的此种特征称之为“替代性的他种公民性”(Alternate Civilities)，以此指称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化过程中，不脱离传统的、可能的治理原则。

　　台湾在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化过程中，政策常常模糊而富有争议性。为了建设一个更坚实和制度化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环境往往产生呼吁道德引导的诉求。人间佛教则回应了这种诉求：一方面守护传统道德的价值，为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开出一剂良方；另一方面则带动了公民自主参与的发展，且这种发展根植于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

　　这种对公民性的叙述，依然带有某些西方中心式进步论的乐观想象。故台湾本地学者更谨慎地使用“公民性”这一概念，转而认为在其中蕴含着某种与民主原则相悖的、传统性的复归。比如丁仁杰针对慈济的实践模式提出，慈济所遵循的是道德和礼仪治理的接续性的社会原则。虽然经过了某种转化之后，可能更适应新出现的社会情境。慈济固然激发了民众公众参与的自发性，但又要求其参与者远离公共论述和辩论等政治性的活动，比如“关心政治不介入”即为慈济十戒中的一条，参与慈济者通过实践行动，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慈济，从而使社会趋向和谐互助的气氛，但这种参与无法超越社区的层次而进入到政策性的层次。“华人大众社会的公众实践，与西方式的市民社会，在更大的比例上，二者彼此处在一种相对立的，而非能够互相转化的位置。”

　　另一名针对慈济进行研究的年轻学者黄倩玉同样指出，慈济遵循的是一种领袖式的组织方式。其信众皆奉宗教领袖证严上人的话为圭臬，通过分享经验、聆听开示、手语歌、精舍等仪式性的行动中，慈济创办者证严法师卡里斯玛式的感染力得以通过令信众感动流泪，来将其“规训”为“从众性的身体”。最终这些无形的情绪得以将参与者组成一个稳定的社区性的集体。佛教信徒的投入并不是出于认知层面上对教义的理解，而是通过不断的慈善实践和身体上的服从来表现的。无怪乎外界对以慈济为代表的“人间佛教”有诸多批评：社会组织批评慈济垄断了大部分的慈善资源，宗教人士认为慈济并不了解宗教经典，专业的社工则认为慈济这种传统的慈善行为将会被现代的社会福利制度所取代。从这个角度来说，人间佛教的快速成长更应当被看作一种本土社会自发性的自我重整，而推动它发展的理念，并非西方民主社会基于讨论-协作-政治参与的所谓“公民性”，而是同样神圣的基于某种传统道德观念的情感。

　　围绕人间佛教产生的争议，涉及到如何理解台湾当代社会性格。台湾从威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的关键时期，恰恰是佛教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台湾与其他华人社会一样，皆经历了社会的阶层分化和价值重组。但台湾最终并未爆发革命和动乱，而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完成了过渡，这根基于台湾民间社会强韧的自组织纽带，人间佛教的兴盛即为其中之一。佛教使得台湾萌芽的社会力量集中到了宗教慈善领域，慈善参与强化了中产阶级对本土社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宗教活动则为集体参与提供了文化氛围和神圣感。在政治民主化和文化本土化已成为主流思潮的当代台湾，这种凝聚力既令人欣喜也令人疑惑。欣喜于其整饬人心之功用，疑惑于实践逻辑之非理性化。当知识分子希望从本土宗教中发掘出能够支持台湾民主合法性的地方因素，宗教实践者的心态却往往更为复杂。

　　隐逸者和守护者：实践者的双重身份

　　台湾社会的文化氛围相对多元化，但在这多元之中又有其保守性。在人间佛教大量通俗易懂的佛教教育中，最常见的即是呼吁道德重建的内容，其中浓厚的儒家人伦色彩远甚于其佛教意味。比如法鼓山创建者圣严法师曾经写到：

　　每一个人从出生到老死的生命过程中，扮演着许多不同的角色??如果没有尽到责任，所扮演的角色就叫“不伦不类”??如果从伦理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常常会发现自己是“不伦不类”的，因为只要在某个角色上责任尽的不够的话，就是不伦不类。

　　佛教传统中关于超越和涅的内容，很少出现在以大众为对象的宣讲中。一般信徒侧重以“求善缘”作为行事标准，以“因缘观”作为理性思考的法则，慈济的口号更是“做，就好了！”这种理念之所以能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共鸣，是因为符合了变迁社会中所需要的规范整合，缓解了人们因价值变化带来的无力感。相对学术化的法鼓山一直在试图为人间佛教建立理论表述，其“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试图通过将个人修养提升到社会净化层面，以为参与者在自我和社会之间寻求某种连接。

　　这种佛教理念是通过政党政治之外的社会议题传播的。佛教清净、慈悲的宗教品格正配合了环保、慈善等社会事业。而在民间宗教发达，任何社区寺庙都香火旺盛的台湾，将捐钱“求功德”转换为做慈善“求功德”，也符合华人社会的一般心态。

　　一个信众的典型生活或许是这样的：他为八八水灾捐助善款，亲自到教养院帮助“非行少年”；他参与法鼓山社区大学的艺文课程，到慈济环保站协助垃圾分类；他前往道场做义务清洁和解说工作，更定期参与法会和禅修。他为人温和，坚持素食，“安住当下”、“讲求因缘”是他的常用语。他讲起法师的教诲滔滔不绝，但往往对政治流露出嫌恶情绪。他可能是一个为高失业率而焦虑的大学生，也可能是休息日无所事事的疲惫白领，更可能是一个试图寻找家庭之外的社会空间的家庭主妇。

　　由此可见，佛教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观念和审美。笔者曾经遇到过一位慈济会员，他自称原本对佛教并无兴趣，只是因为看准养生素食的风潮，开素食店谋生赚钱。因要寻求客源，他才接触到大量的慈济信众，并被逐渐影响为一名信徒。台湾社会不同阶层，均以不同方式接受到人间佛教的影响。对于为数众多的家庭主妇群体来讲，加入佛教团体，是寻求社会支持，定位自我价值的方式。而对于企业高层来说，捐助佛教组织，换取大山头一个理事的头衔，也是受到社会认同的荣耀之事；人间佛教专注现世的温和一面，起着抚慰人心，缓冲日常矛盾的作用。

　　这种自传统中生发出的本土品格，是台湾人间佛教得以壮大的土壤，从另一角度看，也是其无法跨越的藩篱。佛教在解严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在淡化政治层面的因素，强调慈善、大爱与个人修养。这使得在族群撕裂的台湾社会中，佛教作为一方净土，在纷争之外逐渐壮大。那些困惑于伦理重建的个体得以在传统道德和宗教情感的庇护下，成为一个转型时代的“隐匿者”。如今，作为台湾民间社会最强大力量的佛教信众，本身却并无明确的政治诉求。台湾本土研究者林益仁认为，其实佛教徒最适合用实质公正的方式去处理政治问题。因为佛教本身有众生平等和慈悲的精神，可以站在中立的立场，不论党派，不介入派系斗争地去介入政治。佛教可以只考察哪些党派的政策更符合佛教利益众生的原则，而不是被人批评只站在佛教利益的立场上。当佛教的法师们能够表达这样一种立场时，对于那些政治人物，应该有良性互动以促进良好公共政策的效用。但不久前台湾社会即发生佛教徒身份的法务部长王清峰提倡废除死刑，引起民间社会强烈反弹而辞职之事，显示出这种对佛教的期许或许依然过于理想化。

　　那么，人间佛教对台湾民间社会的凝聚力，究竟应看作社会对民主政治不适应而产生的对传统性的回归，还是看作民主化过程中公民性的体现？首先，人间佛教组织兴盛是台湾民间团体兴盛的一部分，本身就反应出社会开放后，台湾民间社会力的活跃；其次，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宗教团体的涌现，这些组织往往以重建道德伦理为诉求，并体现出对社会转型的抵抗。人间佛教运动是对华人社会中有深厚根基的汉传佛教的革新，将以往迷信而出世的佛教，向积极入世、适应时代的方向转化，这都可看作是对所谓“传统性”的改革；第三，人间佛教对伦理的强调，是对汉人儒家道德中“克己修身”的挪用，并加入众生平等、交流对话、关心公众议题等体现“公民性”的新因素，在儒释道混杂的台湾社会，非常易于被接受和传播。

　　台湾是个讲求人情的社会，正如基督教塑造了美式温情一样，人间佛教中“慈悲”、“务实”、“节制”等理念，已成为“台湾味”的一部分。在经历了去中国化运动之后，如何树立台湾的本土形象成为重要问题。人间佛教通过参与全球性慈善活动、挖掘传统道德来在世界与中华之间形塑台湾本土性格。走出台湾机场，首先看到的即是一幅慈济的巨幅宣传画，向全球来客彰显着这个岛屿的温情文化。在无力直面自身历史的当代台湾，人间佛教或许体现了台湾社会的其中一种可能：以宽容和智慧，来完成本土价值与普世价值的接轨。

　　人间佛教的兴起，或许可看作是全球化时代中，台湾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特质、重新塑造本土性文化的一种努力。在声声佛呗与漫漫行脚中，人间佛教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公平，培养着信众的沟通精神、参与意识、信任感与归属感。但它又确实如本土学者的批评，许多参与者的行动依然建立在华人“功德观”、“做佛事”的基础上，社会资源向佛教组织的大量涌入，以及佛教教义本身的嬗变，都令人间佛教是否足以成为支撑台湾社会更新演进的思想资源尚存疑问。

　　台湾的人间佛教转型深受威权时代及其后的政治转型的影响--在面对民主转型的代价时，那些情感上倾向于做一个“隐匿者”的信徒，却通过积极的实践成为一个传统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守护者”。所以，人间佛教在台湾社会中的实践价值，并不能简单地用传统性和公民性作出二分法式的判断。这是在充满悖论的台湾社会中，又一个值得深思的悖论。

　　(作者单位：《文化纵横》杂志社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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