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概说：第七章 唐代的佛教(一)佛教和国家性质与社会活动 第六节 僧…

　　中国僧尼自六朝开始，即以方外的身分，住在佛寺过出家的生活，但和一般的社会，并非全无关联。在唐代的官寺以及一般佛寺，举行佛诞、佛成道、佛涅槃、盂兰盆等法会，还有其他如圣节和国忌之佛事，由于作为年中例行之事的佛教仪礼，朝野人士之参诣这种盛仪的行香风气，非常之盛。尤其六朝以来就流行了无遮大会，乃是不分道俗及贫富而平等设斋的施食法会。唐中宗、唐代宗之时，尝设大规模的无遮大斋于长安福安门外及化度寺内。到了唐中期以后，参集佛寺所行的年中行事的法会者，流风已普及广大的一般大众，为此而有将《维摩经》、《法华经》、《净土》等经典内容，用平易的譬喻和有趣的因缘表达出来，那便是「俗讲」的产生。担任这种民众教化的僧人，称为化俗法师，或呼为俗讲师。文溆，便是敬宗与文宗时，最最杰出的化俗法师。这从发现于敦煌千佛洞许多变文与变相，可以注目到当时的佛教，在思想和信仰方面，已普及一般的民众阶层。

　　命令天下诸州建立大云经寺的则天武后，也命令设立悲田院以收容孤儿及孤老；设立养病院以对疾病者施予医药的治疗。凡需经费，均由官府支给，管理和经营，则由佛寺的僧尼担当。在长安及洛阳，政府设置的悲田坊和养病坊，虽由僧尼负责，却是由佛寺产生的独立机构。这种救济事业，继续经营到武宗的会昌法难，对于佛寺的悲田和养病的施设，也未被废止，两京的养病坊，许有土地十顷，诸州则依收容人数的多寡而许有土地五顷、三顷、二顷不等，用以支给此一事业的继续经营。可是，僧尼们并不仅从事于这种国家所办的救济事业，尚有洪昉禅师，以行乞所得的净财，在陕州龙光寺，建立收容数百位病人的养病坊，使之度其疗养的生活。

　　唐代的佛寺，有以寺库内所保有的无尽藏，经营碾硙、车坊、店铺等事业者，此以长安化度寺的无尽藏院最有名，这是隋代的信行禅师，于所创三阶教的教义而设置的。本来，这是经营寺院门庭的一种手段，增进寺院的财源，以备不时之灾害和堂塔之修理；因以剩余物资贷出所得利润，辗转生息，故谓之无尽。若逢凶年的穷困之人，便给予无利息借贷，有时必要，则以赈给方式放出，因而成了全然的社会救济事业。此一事业，到了唐代，同样受到欢迎，则天武后曾将无尽藏院移至东都洛阳的大福光寺。可是，利用它的，并不限于长安及洛阳的市民，它显著的活动，远自燕、凉、蜀、赵等各地，亦有向其求取借贷的事件。然在过于盛大之后，弊端亦随之产生，故于玄宗断禁三阶教之先，便将无尽藏封锁起来。无尽藏也非三阶教的独占事业，天下佛事，也设有类似性质的寺库经营；到了宋代，将之称为长生库。这与日本江户时代推行于寺院中的无尽讲以及赖母子讲等的渊源是相通的。

　　另外，唐代的僧尼，为一般居民所设的治水事业、桥梁之架设、义井、义船和宿舍等的社会事业，也尽了力。例如担任徐、泗、濠之三州僧正的泗州开元寺的临坛大德明远(西元七六五─八三四年)，因其忧虑淮水及泗水的泛滥，居民被灾者太多，遂策动郡守苏遇等人，种植松、楠、桧等树苗一万株，以防水灾造成的苦难。又有道遇，于唐武宗会昌四年(西元八四四年)策画开凿洛阳龙门潭的八节滩，以利洛水的水上运输。倾心于净土信仰的润州昙融，缘于弥陀以四十八愿度脱生死苦海的众生，而在天下三十余州，架设桥梁达四十八座。蒲州的明渡，也因弥陀的本愿，是将凡夫渡至净土的船舶，所以亲自做了黄河的渡守，以过其度人的生涯。由于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来自各地参拜巡礼者极多，为应这些人的休憩和宿泊之需，设立了好多名为普通院的处所。此在日本慈觉大师圆仁所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着有关他去五台山沿途所见普通院的状况。这与印度阿育王所设的福德舍，和日本行基及最澄所设的布施舍，性质相同。

　　佛教，于政治力所不及的，一般社会的孤独者、贫穷者、疾病者，做着种种的社会救济事业。从对生命的尊重，到爱护生物的放生，对刑满出狱者的保护，凶年饥馑时的衣食赈给，以及义井、义船、义桥的设施，乃至推展到植树与免费休憩宿泊所等各种社会福祉的工作。用这些佛教的社会设施，表露了佛陀的悲田与福田思想，发扬伟大的慈悲精神。

放生的起源以及所蕴含的佛教文化理念

　　佛教放生文化源于佛教经典和古代高僧的大力倡导。如《梵网经》说：“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

　　《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说：“有十业能令众生得长命报：一者，自不杀生；二者，劝他不杀；三者，赞叹不杀；四者，见他不杀，心生欢喜；五者，见被杀者，方便救免；六者，见死怖者，安慰其心；七者，见恐怖者，施与无畏；八者，见诸患苦之人，起慈愍心；九者，见诸急难之人，起大悲心；十者，以诸饮食惠施众生。”

　　放生兴盛于隋唐，天台宗智者大师曾舍财作大放生池，沿海渔民受到感化，自愿捐弃捕鱼之业，沿海四百余里尽成放生之地，存活生灵亿万之巨。其后历代高僧大德亦多劝世人戒杀放生。

　　放生蕴含着佛教众生平等、尊重生命的慈悲情怀，自他相关、因果回馈的辩证智慧，善待众生、普度众生的宗旨追求。

　　放生在中国的盛行是佛教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网开一面”的典故即来源于此。《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佛教则基于因缘果报、众生平等的系统理念，更进一步倡导彻底戒杀并积极护生放生，落实于戒律并编制放生仪轨，历代众多高僧大德带动护生放生，文人居士也大力倡导，如著名诗人白居易笃信佛教，以《鸟》为题作诗：“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近代弘一大师和丰子恺师徒二人合作完成《护生画集》，形成了丰富的护生放生文化。

　　放生文化的意义在于践行、涵养仁恕精神、慈悲之道，如果人人都能够爱护生命、保护生命，就能从根本上消减滥捕滥杀，对于促进生态平衡、人心良善、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

　　放生应基于护生，尤其要克服功利化、形式化的趋向，应当周全考虑，缜密操作，避免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害生和扰民，特别应注意社会关系协调，注重理念宣导，化导他人戒杀护生。

　　最近几则盲目放生的新闻事件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人们对佛教放生文化的质疑，这对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其实是不利的。佛教信徒是否应该对这样的放生行为进行必要的反思？

　　放生的根本意趣在于启发人们对于生命的爱护和尊重。目前国家已经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政策法规，社会上人们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也日益加强，这些都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因此，佛教放生文化应该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发展创新，更好的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如今，放生行为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个体行为、道德行为和信仰行为，而是更多的具有了经济意义、社会意义和生态意义。

　　对于生命的爱护和尊重，是任何时代都应积极肯定的正面价值。我想，在当今时代，广大佛教信众应该好好思考的是，通过什么更科学、更有效的方式能够最大程度的启发社会上人们爱护生命的善心善行，应当在传统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创新。传统的形式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事实上，佛教文化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候，放生文化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适应调整。从古代到现代，放生文化的改进与革新也是必然的，也是需要肯定的。

　　现今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与古代有很大不同。过去放生一般不会带来生态的破坏，而现代社会中的放生，特别是大规模的放生很容易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并可能引发更多的动物伤害。

　　古今时代缘起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古代农业社会，自然环境保存较好，生态平衡比较稳固。现代工商社会，自然环境过度开发，生态平衡比较脆弱。

　　（2）古代交通不发达，捕猎和放生都是就近进行，不存在物种入侵的问题。现代社会运输发达，贩卖的动物多经过长途运输甚至跨境运输，这种远离原产地的异地放生容易打破当地的生态平衡，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

　　（3）古代中国社会佛教信仰氛围浓厚，而且多有王臣名士支持护生放生，赎物放生更多的是一种教化行为和手段，不能简单的用商业行为来看待。现代社会佛教信仰氛围相对淡薄，放生者容易把放生看作单纯的商业行为，并掺杂有一定程度的个人功利企图，而没有真正体会放生的信仰意义。

　　（4）古代农业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捕猎贩卖者多是为维持生计，没有形成组织性，不存在规模效益。而现代社会商品经济发达，贩卖行为具有组织化、规模化、产业化，社会影响巨大。

　　对古今时代机缘差别的忽略，以及对生态影响等宽广缘起考虑的欠缺，是盲目放生者需要反思和改善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目前大规模买卖动物甚至买卖野生动物放生的行为有可能对动物造成更大伤害，对自然环境造成更为不利的影响。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买卖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比个人行为能够带来更大范围的影响。对动物予以尊重和保护，目前已成为全世界的普遍共识。买卖动物不但严重损害了动物的生存权利和自由权利，也对自然生态造成沉重破坏，更侵蚀了人类的道德良知。一些皮制品、骨制品及化妆品等的买卖带来大量野生动物乃至珍稀动物的捕杀。如果没有买卖，确实会极大减少动物的伤害和环境的破坏。佛教徒放生如果进市场购买动物，也会牵连进一步的采购与捕捉，因此必须谨慎对待，应注意避免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买卖链。

　　目前在爱护生命方面，消除和禁绝社会上非法的野生动物买卖是当务之急，是能够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放生”，佛教徒应该以各种方式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其他保护组织，从自身做起，并影响带动身边的人，为地球上所有生命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

　　中国佛协作为全国性的佛教团体，是否已经关注到由大规模盲目放生而引起的这些问题。中国佛协在引领信众正确理解放生理念，真正做到科学放生、杜绝盲目放生方面将采取什么措施？您对佛教信徒有什么样的建议？

　　中国佛教协会已关注到大规模盲目放生引起的社会问题，准备大力宣导教育佛教徒避免盲目放生，并由此机缘更深切认识佛教契应时机的问题。

　　以往佛教界曾经进行了一些努力，引导信众科学放生，但是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还很不够，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大引导教育力度，需要更多的宣导渠道，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放生观念。同时，放生活动要尽量争取当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以己化人，避免造成对立。

　　社会人士提供的建议是非常宝贵的。可以看出，社会上人们对于放生的精神内涵还是普遍肯定的，但是放生的具体操作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对于相关的舆论意见我们予以高度的尊重和重视，真诚的希望类似事情不再发生。

　　对于佛教信徒，我想说的是，现今是科学化、商业化、社会化、信息化的时代，社会共业问题的影响效应远大于个人问题的简单迭加。在这个时代，不能只考虑个人是善心善行就好，还要考虑行为本身在社会共业环境中的牵连作用、扩散影响，关顾到更广大的缘起，让我们的善心、善行更加广大圆满。

　　在放生中应本着一颗真正慈悲护生的心，在个人生活中随缘尽力去做，不应刻意追求数量和表面效果。

　　日常生活中的护生行为可以多留心、积极去做，例如把飞到房中的鸟放出去，雨后把爬到路上的蚯蚓捡回花坛等。对贩卖野生动物者，可向动物保护组织或公安部门报告，由他们解救动物，而不必购买。有条件者可参与动物保护组织、资助动物保护项目。另外可多种形式宣传戒杀护生、健康素食等理念，劝化世人戒杀护生。能劝得一人戒杀、吃素，就避免了很多生命被害。

　　有人希望通过放生求得身体健康、免除灾难等，那么这里的用心、发心就很关键，用心纯正、发心广大，功德就大，数量多则未必功德大。如果反而对生命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不但没有功德，还有很大过失。因此，放生尤须谨慎而行，不可轻忽放任。

关于放生，您最想对佛教信众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与时俱进，契理契机，行为世范，慎思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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