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华人寺院都会举行放生活动。放生兴盛于隋唐,天台宗智者大师曾舍财作大放生池,沿海渔民受到感化,自愿捐弃捕鱼之业,沿海四百余里尽成放生之地,存活生灵亿万之巨。中国放生护生活动历二千年而不衰,一些人之所以面对外界的种种非议,仍执着地出钱出力放生护生,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佛经的大力提倡和历代高僧大德的推动。
关于放生护生之法和果报,诸经多有记载。如《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称,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与之水食,为其解说大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忉利天;又《杂宝藏经》卷五说,一沙弥因救起漂流水中之诸蚁子而得长命之果报。
从古至今这类放生护生感得善果的记载甚多,至今在民间仍有很大影响。至于历代高僧大德亲身实践并广为提倡放生的更是多不胜数。如梁武帝问宝志禅师:“放生功德如何?”答曰:“放生功德,不可限量。经云: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只因迷妄因缘,遂使升沉各别以渠生死轮回,互为六亲眷属,改头换面不复相识。若能发喜舍心,起慈悲念,赎命放生者现世保病延生,未来当证菩提。”
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自得五祖弘忍大师黄梅心印后,为躲避同门兄弟的迫害,逃亡江南隐姓埋名,隐居于猎户群中。
猎人交待大师守网,大师慈悲为怀,见被擒被抓的狼獐鹿兔等等猎物,莫不设法为之放生,这样放生放了16年,救活的物命不可胜数,并且感动了猎户,改行向善。后大师坐曹溪道场,大兴禅宗,道播神州!永明延寿禅师,五代时人,曾任余杭县库吏,常常因救急以库钱买鱼虾等物命放生,后以监守自盗罪被判死刑。
行刑前他态度从容,面不改色。国王很奇怪,便询问他缘由。他回答:“我因为放生,救活的生命数以千万,趁此功德,正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怎能不欢喜呢!”国王敬重其德行,便释放了他,大师自此出家为僧,念佛修行,得道证果,后世尊为莲宗六祖。明末高僧憨山大师作《放生偈》云:人既爱其寿,生物爱其命。放生合天心,放生顺佛令,
放生免三灾,放生离九横,放生寿命长,放生官禄盛,
放生子孙昌,放生家门庆,放生无忧恼,放生少疾病,
放生解冤结,放生罪垢净。放生观音慈,放生普贤行,
放生与杀生,果报明如镜。放生又念佛,万修万人证。
近代印光大师被尊为净土宗十三祖,有《印光大师文钞》行世。他大力提倡戒杀茹素、念佛放生,影响极大。他说:“凡有欲家门清泰、身心康宁、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者,请皆于戒杀放生、吃素念佛中求之,则求无不得矣。”“我今幸承宿世福善,生于人道,固宜解怨释结,戒杀放生,令彼一切有生命者,各得其所。又为念佛回向净土,令得度脱。”
近代弘一法师说:“先问诸君:一欲延寿否?二欲愈病否?三欲免难否?四欲得子否?倘愿者,今有一最简便易行之法奉告,即是放生也。”“惟愿诸君自今以后,力行放生之事,痛改杀生之事。”
禅宗一代宗师虚云老和尚开示说:“我们要勇猛精进,要内外加修。
……外修,即是戒杀放生,将十恶转为十善,不要一天到晚酒肉熏天,造无边的罪业。”“近来世界人民遭难,杀劫之重,皆是果报所遭;每每劝世人要戒杀放生、吃斋念佛者,也就是要大家免遭因果轮回之报;诸位须当信奉,种植善因,成就佛果。”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圆瑛大师说:“希望社会诸君,勉力行之,即遇寿辰、结婚、生子,是自己求生,庆生吉祥之事,均宜戒杀放生茹素,以善因而求善果也。”
由于放生既源于中国古代民俗,又有佛教经典的依据和高僧大德的提倡,因而在中国民间和佛教界均有相当深远的影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有关放生护生的诗文。
唐代白居易的诗: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宋代陆游诗云:血肉淋漓味足珍,一般痛苦怨难伸!
设身处地扪心想,谁肯将刀割自身?
元代赵孟俯诗:同生今世亦有缘,同尽沧桑一梦间。
往事不堪回首论,放生池畔忆前愆。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认为,放生文化的意义在于践行、涵养仁恕精神、慈悲之道。放生应基于护生,尤其要克服功利化、形式化的趋向,应当周全考虑,缜密操作,避免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害生和扰民,特别应注意社会关系协调,注重理念宣导,化导他人戒杀护生。
雪漠:生命是一根绳子雪漠:生命是一根绳子
◎问:一个作家最应该注重什么?
●雪漠:一个作家,在生活中首先要学会舍,舍去一些东西。这“舍”,是非常必要的,它包括舍去一些正常人的享受。当你达到一定境界后,就会发现,常人所谓的那种享受,其实是麻烦。但若达不到那种境界时,你会就沉溺于这些“麻烦”之中,心灵受到“麻烦”的左右,而难以自拔。
我的房间里放了一个死人头骨,它代表着死亡。每当我看到它,仿佛就听到它叫:“死亡!死亡!”它提醒我,死亡随时随地,都可能降临到我的头上。所以,以前我每天给自己打的考勤,是以小时来计算的。那头骨老提醒我:珍惜生命!
生命是一根绳子,就那么一点长度,浪费一截,就少一截。闲事上用多了,正事上就不够用了。我的好多朋友和亲戚都说我有些不近人情,原因是我从来不愿在应酬上多花时间。这源于我对生命的感悟。好多人生悲剧,就是因为不珍惜生命。谁明白了这一点,其人生无疑会更有质量。
如果不学会舍,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花去太多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无法让你在今生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达到最高境界,需要进行必要的灵魂历练和写作修炼,需要相对长的一段时间。若是时间不够用,今生是很难如愿的。许多作家没有感悟到这一点。也许感悟到了,但他们舍不了那种诱惑。等他们明白时,已经晚了。
创作需要扎扎实实下苦功,许多过程都不能省略。省略了一点,他的成就就会低一点。若要不省略,必须有足够的生命。
所以,从二十五岁起,我一直给自己打考勤,以小时计算,每天读几个小时的书?写作几个小时?采访几个小时?练笔写了多少字?当然,后来我就不打考勤了,因为我不可能浪费一丁点的时间了。因为,修行和写作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我已不再有以前的那种执著。四十岁之后,我就再没让自己游离于明空之外。
除严格的闭关外,我的作息时间一般是这样安排的: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座上禅修到中午十二点,下午写作或处理一些事务,晚上全用来读书和禅修。所以,亲戚朋友都骂我不近人情。有些不理解的人,也会说坏话造谣。但生命对于我来说,只有一次。我不能为了别人的几句好话而浪费它。别人不理解也没关系,反正我也顾不上在乎。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生命如水泡,不定何时灭。奈何惧人言,一生徒空过。”
一个作家,不经历死亡,不会真正成熟。不深思死亡,才会被世俗的东西所迷惑。当他能时时刻刻想到死亡时,就会看破那种虚幻的外现。所有的应酬也罢,名也罢,利也罢,终究是过眼云烟。这些东西都体现不了你的价值。人生最珍贵的是生命,一旦失去,永不再来。我不会用非常珍贵的生命去换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成名也罢,不成名也罢,在我的眼中都一样。
一个作家,首先要做到入世,深入到生活最底层,同时又要能够出世。仅仅入世,而没有出世心,不会有大出息。必须舍弃许多东西,才可能得到你所追求的东西。当然,若是一味出世,而不能入世,也不会成功。要感悟社会,融入百姓,熟悉生活,在此基础上,达到出世。文学到了一定的境界,是灵魂的流淌,是生命力的自然喷涌。
出世并不意味着不近人情,稍加相近的理解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出世意味着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以心的独立换取灵魂的自由。
当然,我会尽量做好我该做的。比如当儿子,对父母,我会尽我的全力来孝敬,当一个合格的儿子。这比当作家更重要。当不了作家不要紧,但一定要做个合格的儿子,并做一个明白人。当然,这“明白”,就是指看破虚幻,珍惜生命,在短暂一生中,做好应做的事。
写《大漠祭》们时,我不奢望出版,不奢望出名,更不奢望它能改变我的生活。我只是想完成而已。那时,我写了好多东西,但发表的不多。如果发表之后,仅仅是浪费别人的时间或浪费一些版面的话,那么,我就干脆烧了它。
我眼中,除了生存的必需,别的需求,便是贪婪。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生命不息,欲望不止。但所有贪欲,都是罪恶的源泉。所以,我的长篇小说《猎原》的题记是:“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
”有个当官的朋友,很有权,老想给我办件事,可我一直想不出有啥事能叫他办。当我吃饱肚子且无病痛时,实在没有可求之事。我只想尽快做完自己该做的事,能坦然地在死神来临前微笑。
在四十岁前的十多年里,我一日所求,不过两餐:早上喝点生绿豆面糊糊,中午吃一顿饭,不吃晚饭。后来,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时,我挡不住 许多老师的关怀和交际的需要“破了戒”外,以前总是过午不食的。除了买书,我日求两餐饭,年求两套衣。生存事务既已解决,金钱对我来说,已没有太大的用处。我有了住房,能吃饱肚子,有衣服穿,不喝酒,烟也戒了,有书看,足矣。钱太多也没有用。
如果外界的东西干扰了作家的灵魂,他绝不会有大成就。只有外现对灵魂的诱惑完全消失之后,智慧的灵光才可能显现。中国古代的哲人,用四个字就概括了这真理:“定能生慧”。心灵有了定力,才可能产生智慧。这智慧出自心内,不是外来的东西。
--选自《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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