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亲戚，曾经是某地一个水库管理局的局长。也曾是哈尔滨工大高材生。高大魁梧，为人、做事、书、画、篆刻（书画篆刻曾出过书）、更是让人无可挑剔。
工作不仅仅是能干，相当有智慧。记得九十年代有一年 ，中国境内许多地方发洪水。他把握着等于说是全市乃至其水的下流地域更多地方的‘生杀’大权-------那就是在当时情况下，是否【开闸泄洪】；泄水量多少。
我对这些学术术语一窍不通。反正就是：如果掌握不好来水的水势与火候，做出正确的判断与果断抉择；那么，势必会造成：一个是整个城市及下游都被洪水淹没；再就是水放了，而水量再也来不了那么大，整个城市及更多的地方没有水吃、用。
就在这紧要关头，当时市主要领导全来了，看着那滚滚的洪水，最后是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开------闸】！这两个字的分量在那时真的是有千钧重呐。
市领导为表彰他，奖励了市内一套房。就在他办理离休手续时，把自己单位的房子退掉，才搬到市里去住。
其实单位的房子没政策需要退。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国家的便宜我不能占】。
说了这么多，就是说他真的是一个世俗的大好人。
可也就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走不了路，回头都很困难，当地（其实也不是小城市）医生没有办法。三年前，到北京来就诊，医生依旧是束手无策。那叫什么‘强直性脊椎炎’。真的是痛苦万分呐。
众生的业造的无量无边，善业、恶业。尤其是那些恶业，由于不懂因果，许许多多是在不知、无知中所造。可怜呀！
我只是知道我的这位伟岸‘全才’亲戚爱捕鱼，守着现成的活水鱼。还尽捕大鱼，十几斤的大鱼很平常。记得，当年还曾经送给我家一条好大好大的鱼，好像是十几斤吧、、、、、、阿弥陀佛
如今，他的女儿从我们这里有缘听闻了佛法，皈依了我佛，后来萌发了出家的念头。结果父母知道了就不让她到北京来了（其实不是信佛非要出家）。如果有人要出家那么我是随喜、赞叹，如若在家修行我也很随喜呦！
阿弥陀佛
我现在有时把这件事说给朋友们听。
有一句话我很赞同：戒杀------从嘴开始许朝军:“放生善意”还须“行之有道”
日前，北京市怀柔区汤河口镇汤河口村村民反映山上莫名多了数百只狐狸，咬死家中大量家禽，此后，怀柔森林公安处确认狐狸系人为放生，并进行了抓捕。昨日下午，新京报记者从怀柔森林公安处工作人员处获悉，警方已找到放生者，目前其已就村民损失进行了赔偿。(《新京报》4月20日)
作为一种带有浓郁宗教和文化习俗的活动，“放生”已经演绎数千年，并成为民间表达善意的一种途径和活动载体。事实上，不管是从宗教意义角度而言，还是从环保生态文明角度，从社会民俗文化角度而言，“放生”的行为彰显的都是一种慈悲为怀、珍爱生命、构建生态和谐以及充满环保理性思维的行动。这种行为虽然宗教色彩浓厚，但也同样现实中一种体现人与自然、动物、环境的和谐相处之道以及行为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看，“放生”无疑是一种充满善意之为，也是一种体现着绿色文明进步理念的有益活动。
但关键是，随着“放生”行为基础越来越充分，以及公民环保绿色理念越来越凸显，“放生”行为越来越多，其表达已不满足于对一个动物和生物个体生命的爱与保护，而表现为让人猝不及防的极端和强烈。比如此次怀柔地区“放生”数百只狐狸，导致村民鸡家禽被咬死咬伤产生赔偿等法律纠纷无不让此次“放生”产生不堪，这显然是“放生善意”难以遮蔽的缺憾甚至是败笔。类似的好心善意难以奏效的“放生”畸形在各地都屡有上演，比如淳安县千岛湖违规放生巴西龟、三亚放生海龟、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五联村竟然差点发生“放生”数百只老鼠等等，这些“放生”不仅给当地生态环境和居民生产生活造成严重隐患，而且大部分放生行为不仅达不到珍爱善待动物、构建生态和谐的“善意”，反而是让人哭笑不得，有些甚至还导致“放生”成“杀生”、“善意”变“恶行”的尴尬和畸形。
“放生”虽属善念，但其“善意”表达更需科学而为，否则“放生善意”只能演化成不堪乃至是违法。首先，如果“放生”随意而为，“放生”的动物也会因水土不服和家养野外难以存活等导致成“杀生”的不堪。其次，有些无序的“放生”本身反而是一种助纣为虐，比如放生老鼠，在鱼塘放生对鱼类杀伤力较强的巴西与，在人畜居住区放生狐狸野猪等，虽然看似保护动物小生命，但对于所在地的生态链而言，对于现存的动物野生环境而言，反而是伤害甚至是虐杀。其三，有些“放生”的动物没有经过检疫检验，没有经过批准，不仅会破坏生态平生，更会导致动物疾病传播，不仅“善意”难以奏效，反而会成为环境生态杀手。
“放生善意”要想表达完美，并达到预期效果，实现人性美好和生态和谐以及文明构建的目标，对环保和生态文明实现人文情感意义上的重建，就必须做到“行之有道”，也就是说“放生有善”必须以“放之有道”为前提和基础。首先，“放生”必须科学而为。这就需要“放生”必须走出简单放之和一放了之的畸形，每个“放生”对象必须做到科学审慎选择“放生”对象，并理性评价“放生”行为效果。这就要求在“放生”前，参与和实施者必须科学充分论证，看“放生”行为是否真的有助于动物保护，看是否真正能达到放“生”的效果，并要综合评价衡量“放生”对动物自身、对周围生态、对当地环境、对公众生活是否构成负面威胁，务求完美才可为之，这应该是每个“放生”者和“放生”行为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其次，“放生”必须依法而为。《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明确提出放生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要分别到国家级主管部门和省级主管部门报批等。擅自将引进的野生动物放生于野外或者因管理不当使其逃至野外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捕回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农业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中也规定，禁止放流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其中包括外来物种等。放流物种应依法检验检疫合格。因此，“放生善意”能否愿望，原件看是否依法为之，这显然是每个“放生”人、每起“放生”行为都必须注意并遵循的基本行为法律底线，否则将面临违法的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当然，“放生”“行之有道”的关键，不仅仅需要“放生”者自身行为理性，更需要监管部门执法到位，宣传引导到位。唯有如此，“放生善意”才能完美释放，“放生”的文明和环保善意才能彰显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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