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母一生都以屠羊为生，眼中只看得到宰羊所得的利益，怎么说也不愿意放弃这个赚钱的行业。两人不能理解孩子的恳求，便商议出一个妙计──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孩子有勇气持刀杀羊。于是他们将孩子和一头羊、一把利刃，一起关在屋中，并恐吓孩子：“如果你不杀了羊，就让你无法出来见到天日，也不让你吃任何东西!”

被父母关在屋内的孩子，看著这头茫然无助的羊，再看看一旁的刀，想著：“我如果杀了这只羊，将来必定终生都要从事杀生的行业。这是何等残忍的事，我岂能为了自己，而杀害这些无辜的生命?”于是便拿刀结束自己的生命，希望藉由自己的舍身，能让父母有所觉悟，从此停止屠杀的行业。而这孩子也因舍身护生的善行，死后即得生天的善果。

杀生，是指故意断绝有情之生命。众生都爱惜自己的生命，小至蜎飞蠕动的虫蚁，也一样畏惧死亡。佛菩萨教导我们应以慈悲心，平等看待一切众生。不杀生，即是尊重一切众生的慈悲、平等心。而佛法提倡吃素的原因，就在这念不忍众生受苦的慈心。

古德有偈云：“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可知世间的刀兵战火，众生遭受烽火连天的无情杀劫，都是由于杀业所造成。人与动物不断地互杀，彼此生死辗转于六道之间，生而又死，死而又生，永无休止。有一次寒山大师经过一个村庄，一户人家正好在娶亲。当时这户人家中高朋满座，主人杀鸡宰羊宴请宾客，客人们吃得正欢喜时，寒山大师却于门前放声大哭。主人问他为什么哭泣?寒山大师便念了一首偈子：“六道轮回苦，孙子娶祖母，牛羊为上座，六亲锅内煮”，来表达众生无始以来互相食啖杀戮的悲惨。

《楞严经》有云：“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可见六道众生实可悲，不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而一再地胡为妄作。若能明白一切众生都与我们有亲眷的关系，都是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怎么忍心去杀害他们呢?

孟子云：“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想想一只动物临死之前的嚎啕哀叫，心里是何等悲伤无助!《梵网经》云：“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基于慈悲心，护念这些动物的苦，知道众生都有佛性，有这样的正知正见而发心吃素，就是慈悲。更进一步，连一只蚂蚁、蚊子都不忍心伤害，积极地护生、放生，就是真正的慈悲心、平等心。《汉沽菩萨偈》云：“劝君勤放生，终久得汉沽，若发菩提心，大难天须救。”修行人发菩提心，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行，长养慈悲心是最重要的前方便。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地球生态环境问题尚不明朗，但先知先觉者在不同角度旁敲侧击地触及了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已开始关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一战后法国思想家史怀哲提出“敬畏生命”的全新生存伦理观，认为“敬畏生命、生命的休戚与共是世界中的大事”。美国林学家利奥波德则在《沙乡年鉴》(1947年)中提出创建“大地伦理学”的任务，认为自然“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结构，它的功能的运转依赖于它的各种不同部分的相互配合和竞争”。而美国著名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在1962年正式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及其所引发的举世瞩目的“杀虫剂之争”，则是国际社会关注生态的开始。

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通过一桩桩具体的实证案例揭示出化学农药对自然界与人类的危害，向世人警示：“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竭力把大自然改造得适合我们的心意，但却未能达到目的，这确实是令人心痛的讽刺。”《寂静的春天》是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者和照亮者，它不仅唤醒了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而且使生态学成为显学，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及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有着直接的推动和贡献。

《寂静的春天》问世后，引发地球环境保护运动的展开。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出现两次环境保护运动浪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是在九十年代以后。从第一次到第二次的发展轨迹看，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理论研究，都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地球生态保护问题，理论家们更是从环境危机的表象转向纵深的层面和整体问题的思考，并着力探究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深度理论探索：西方生态思潮

生态问题难以仅仅靠治理措施与政策法规的出台而得到彻底解决，必须是人类深层意识与价值理念的根本改变，所以，不同思想背景的人纷纷在理论上探索，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在各种思潮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深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等。

在西方的生态理论思潮中，生态马克思主义有较高和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批判生态危机，着力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危机的相关性，并“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加以认识”，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危机。为了解决二者的冲突必须进行生态重建。

作为生态伦理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深生态学则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物的绝对平等性，否认人的特殊价值，认为人类只是所有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众多物种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没有任何区别和分界线，坚持宇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有着深刻的关联，文明对自然的压迫和对女性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现代性危机尤其是现代精神的危机，与男性精神的单向度膨胀扩张和女性文化精神的缺失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文化维度的缺失引发了严重的结果，造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因此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们指出，要消除生态危机必须倡导恢复女性文化精神，女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二者在自然造化力量上有着相似的表现。女性精神与原则的恢复无疑可以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得到重建。

西方生态思潮虽然各执一说，但论争的本质与核心问题是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对此，我们既要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也反对极端自然中心主义(自然崇拜)，从而实现双重超越，才能更好地解决人类与地球的危机。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