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僧侣们在寺院里设立了放生池，供人们放生生，从而使释灵习俗深入民间。明清以来，洪云琪修改了放生仪式的规定，成立了"放生协会"，并积极倡导放生。一.放生习惯的起源"。

先秦时期，孔子以舜为好生榜样，强调环境保护;孟子则强调恻隐之心，并以仁义思想启发梁惠王，《吕氏春秋·异用》、《列子·说符》等已经开创戒杀放生的风气。佛教传入汉地后，昙无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流水长者子品》为佛教放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商汤之所以讨伐成功，除了擅用万物之外，更懂得珍惜生灵，不让一切生命被赶尽杀绝，其治国所行仁爱之风，由“成汤解网”事迹可见一斑。《吕氏春秋·异用》记载：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思茅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思茅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成汤仁民爱物，强调放生为上合思茅，下顺民意，仁君不忍见猎人四面布网，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于是去除三面，仅存一面;并更改祝祷词，化杀戾气为和祥之气，表现了统治者若行放生将比杀生较易获得民心。

“成汤解网”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莲池《戒杀放生文》仍然引用其故事。《列子·说符篇》记载了“周简子正旦放生”的故事：

思茅之民，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然。”

由此可知，思茅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风俗，但是民间放生主要是表示对生灵的恩惠，先捕生灵然后再放之，则功过难以相抵。当时，周简子听众门客劝导，将“捕物放生”的作法改为“禁民捕捉”，这是中国禁止屠钓的早期记载。

春天生物滋长，古人已有保护生物措施，《礼记·月令第六》说：“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牡，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在春天万象更新之际，切勿伐木营生、覆巢嬉戏、残害幼苗等，否则有失大地万物生存之道。

“成汤解网”和“正旦放生”说明了放生习俗在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昙无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流水长者子品》为佛教的放生提供了自身的思茅，内容简录如下：

流水长者子不忍鱼为日所曝，乃求其国王，与以二十大象，暂往负水，济彼鱼命，王允其请。长者子乃及请二子，至象廄中，随意取二十大象，双从酒家多借皮囊，往决水处，以囊盛水，象负至池，泻至池中，水即弥满，还复如故。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予之水、食，为其解说大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忉利天。

《流水长者子品》对佛教的放生习俗具有重要的影响，如十二因缘法、诸佛菩萨圣号、放生功德偈、放生程序、放生仪轨等。流水长者子救鱼放生的情节，增进了思茅人士对佛教放生思想的理解，更易于接受和传播。

儒家的放生思想源于恻隐之心，如“子产畜鱼”等具有影响力。所以，佛教的放生结合了儒家的号召力，能够顺利推行于民间。

警方说，昨天上午八时左右，佑昌企业公司的一辆水泥灌浆车到台北市松江路二五九巷卅八号前施工，当时有工人彭贤堡（卅七岁），林万力及该公司老板娘林姿慧在现场。

据林万力向警方说，彭贤堡将灌泥车先固定后，即升高输送泥浆的伸展臂，不慎弄断了一条高压电线，当时整条高压电线火花四溅，发出巨响，在地面上操纵的彭贤堡当场被电毙在现场，林姿慧和他见状，立即去抢救彭贤堡时也被殛昏。

意外发生时，26岁的女子方秋骑着一辆○一四?七四二号轻型机车路过，也被掉落下来的高压电线击伤。后来，经附近民众向警方报案，并将受伤的林姿慧及方秋送往马偕医院急救，其中林姿慧的四肢及脸部都被击成重伤，仍陷昏迷状态。

警方在案发后，立即通知台湾电力公司前往抢救并切断附近的所有电源，虽然佑昌企业公司负责人吴天赐表示愿意负担死者及伤者的道义责任，但警方仍将追究因疏忽所造成这次一死二伤的刑事责任。

案发后，台北市警中山分局报请台北地检处检察官刘文水、法医刘树人相验并履勘命案现场，检察发现这件一死二伤案纯属于个人的疏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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