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放生行为的理论根据来源于佛教教义体系,佛教的教义主要即是源起论与护生观这两种类别,而更以护生观为其最核心的道德规范精神之所在。佛教中所特意强调的生命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佛教的因果律中所强调的一切果报皆来自于“业力”而促成,只有不断的透过行善的过程才能累计自我的福报以铺设良性的因果循环。因此这样的“因果循环”概念也就进一步说明了放生这类活动的要旨出发点不单单只是生命教育或修为心灵上的提升,同时也是一种背后带着浓厚的功德论的作用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功德论应该成为我们解释放生行为的最根本的立足点。

长期以来传统宗教研究的出发点认为宗教是虚假的,并且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会使得宗教进一步世俗化进而最终导致其消失。宗教是被当作一种神秘和形而上的精神意义存在的,是建立在个人的认同和思想行为模式之上的,价值的赋予和自身的获取并不是可以被明确的测量和告知表达出现,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受益”摆在那边可供检验。StarkBainbridge认为这种宗教研究的模式缺乏科学性,偏见太重,尤其太受到无神论的影响,导致其研究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去了解宗教的本质与后果,而只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证明宗教是真是假、进而推论出信教的人是无知与非理性上,并提出理性选择论(StarkBainbridge,1985)。理性选择论基本预设是:人们的宗教选择跟做其它的选择所采取的方式是一样的,即“回报”和“代价”的权衡,也就是说信徒在所有可以接收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范围内,与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并在他们的喜好和趣味的引导下,信徒试图作理性选择。而从事宗教活动到底给予人们什么样的“回报”呢?回报或代价的种类,包括物质的、心理的,甚至包括一些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的回报,在跟神交换时,人们愿意为被认为更可靠且灵验范围更大的神支付更高的价格。神灵的“范围”是指他们的能力的多样性和影响的幅度,神灵的范围越大,且越容易响应,他们就越可能提供彼世的回报。反之,小范围的神灵提供的只是现世的回报。Stark认为来世的回报是所有宗教回报中最有价值、最吸引人的回报,人们愿意接受一个来宾的交换体,信徒们愿意在一个长时期内定期付款,常常是直到死为止,因此信徒需要严格的教义来支持他们的付出,以及坚强的论述来确保他们来世会有福报,所以外国宗教教义越严格的教派成长的速度就越快。

但中国的民间信仰似乎和Stark的理论有异,对于绝大多数民间信仰者来说,放生活动的功德是最大且最迅速的,其改变命运的力量最为显著,这里反而点出了中国民间信仰功利性的特色,信徒们倾向于“迅速的”、“灵验性高”、“现世”的宗教回报,而不是需要长时间付出才能获得的彼世回报(罗伟虹,1994)。这种浓厚的功利主义特征反映在对神诋及其祭祀活动的选择上,只要是灵验或可以使信众有所感应的神诋或祭祀活动,就可以成为朝拜供奉的对象之一。所以在中国人的日常信仰系统当中反而是教义越松、越强调功利性的教派成长得最迅速,而绝大多数的宗教信仰者也都可以算是民间信仰内的一环。事实上这也反应了东西方人在宗教信仰的理性选择过程中“理性”的不同涵义,西方人所说的理性类似于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理性与否在于人们的手段与动机,而不在于他的目标;而中国人在宗教信仰过程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理性”则更多的偏重于“目的理性”,也自然容易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按照理性选择理论当中对“理性”侧重涵义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参与放生活动的信徒们依动机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基于追求来世的回报,因为佛教教义护生观念的驱使而参加护生活动,其宗教资本较高;第二类是出于追求现世的回报,在宗教团体或其他商业机构鼓吹放生可以获得立即迅速的回报而参加放生,其宗教资本较低。由于理性选择动机的不同,当他们的放生活动遇到环保问题时,其反应的模式也自然不同。前者因为注重来世的回报,需要长时间的付出,所以对于教义的要求会比较严谨,加上其出发点较接近佛教“护生观”的概念,因此当放生者知道放生活动会带来一系列的环保问题,这类放生者比较有可能进行反思,进而放弃放生或是改为较为科学合理的放生方式。而后者因为是出自于自利,较注重短期的功利,或是个人积德的工具,因此当面对环保问题及公众的诘难时,这类放生者则会采取防卫与不来宾的方式。

理性选择论颠覆了传统的宗教研究对人们入信或者是从事某种宗教活动动机的研究,“群体本能”、“感染性群众心理”、“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等这些研究结果都把人们的宗教活动归结为非理性。理性选择论认为从事宗教活动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人们在面对宗教选择时,将试图尽量积存他们的宗教资本,尽量少地投入在新资本上。宗教资本,是宗教信徒所拥有的“与特定宗教有关的技能和经验,它们包括宗教知识、对教会仪轨和教义的熟悉程度,以及与宗教同伴的来宾网络”。艾纳孔对宗教资本的界定,涵盖了布丢多元资本论中的社会资本(同伴的来宾网络)、符号资本(教会仪轨和教义的熟悉程)和文化资本(宗教知识)。在艾纳孔的宗教资本基础上,斯达克和芬克把宗教资本理解为对特定宗教文化的掌握和依恋程度(斯达克和芬克,2004:150)。从这个角度来看,分析中国人共有的传统宗教资本应该成为解释放生活动兴起的一个重要路径。中国的宗教传统是宗法性宗教(吕大吉,1998:564),这种宗教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和生活依靠主要在宗族与家庭层面,人对自然的敬畏表现在“敬天畏命”上。“宗法性”特征使宗教突出了入世性、世俗性和伦理性。另一方面,道教和佛教也使因果报应思想深入人心,为民间信仰活动与文化打上了神秘主义的烙印。宗法观念和家庭意识使民众对神灵的信仰具有高度的功利性,求安祈福是大多数人崇拜神灵的唯一动机。尽管经过了近代化以来各种西方宗教思潮和革命思潮的冲击和洗涤,以儒道释为基础的民间信仰文化仍然是今天大多数中国民众所拥有的宗教资本(黎念青、温春娟,2005)。这种宗教资本构成了中国当下各种宗教活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参数,其特征也决定了放生活动较容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并广为传播,因为通过从事放生活动不但能够保存他们从小耳濡目染所累计的宗教资本,而且通过这一活动还在不断提高和再生产他们原有的宗教资本。

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之上,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芬克等提出了宗教研究的经济范式,其基本观点是把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应用在团体或社会层面的宗教现象上,形成了“宗教商品”、“宗教市场的供给/需求”等新的学术概念。他们认为“在一些主要元素上,任何社会的宗教子系统跟世俗经济子系统完全类似:两者都包括有价值的产品的供求互动。宗教经济的构成包括现有的和潜在的信徒(需求)市场,寻求服务于这个市场的一些组织(供应者)以及不同的组织所提供的宗教教义和实践(产品)。”(斯达克、芬克,2004:44)而根据艾纳孔(Innaccone)的解释,由于宗教商品所对应的是超自然的力量,相较于一般商品的选择,宗教商品较难有明确的评估,也具有较高的风险性(Innaccone,1992)。针对宗教商品的这一特性,作为宗教市场中供方的各类宗教团体所提供的宗教活动会通过严格的规定与不同的活动取向,表现出其排他性与商品区隔,藉由这些特性的突显使民众在宗教市场中能有选择依据。然而将问题回到宗教市场,尽管宗教商品的特色与限制让民众有所比较,但宗教活动提供的是信仰、情感与超自然等产品,其风险性是民众自身难以评估的。在这种背景下,从事宗教活动的信徒的社会网络在克服行动者对于选择宗教活动的风险性上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也使得社会网络成为解释民众宗教行为的一项重要路进。

社会网络将日常生活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网络中的连结,同时也是在相似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将彼此之间的互动网络串连起来。而社会网络成为宗教活动中的关键主要有几点因素,第一即为艾纳孔所说的宗教商品特性,宗教商品所依赖的是超自然的力量,而这种商品的存在和效用的检证相当程度上要依靠信任关系,藉由熟识的社会网络介绍,以人脉关系的保证克服风险,从而让宗教活动顺利的传播。其次,社会网络也隐含社会交换的考虑,社会网络不仅是一种信任的依存,更是一种互助的体系,在这网络之中所谓的人情考虑即是对自身付出成本的评估,人际中的成本/效益虽然难以衡量,但却极具重要性。另外中国社会向来是个重视人情世故和人际和谐的社会,人情网络弥漫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统摄性”的社会规范,所以当宗教活动运用社会网络的人情作为说服,便能引起相当的动员。而宗教活动中社会网络另一项效用即是宗教资本的产生,由于对宗教活动的参与,与时俱增的情感与文化投资构成了宗教资本(类似社会资本),也因此建立了坚固的社会网络,当宗教资本愈大,人们就愈不可能改变他的信仰和宗教活动习惯,对于宗教活动也会持续的参与(斯达克、芬克,2004)。在解释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的参与上,社会网络的拉力是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度的,因为社会网络的信任能够解决宗教风险的问题,也顾及人情关系的考虑。而在参与宗教团体之后,也因为参与宗教活动而产生另一社会网络,并且同时实现着宗教资本的累积,当宗教活动与外界有所冲击时,这些社会网络与宗教资本便能集合起来支持教团,这一过程不只是宗教集体情感、集体亢奋的运作,宗教中的社会网络更是行动者理性选择的结果,包含着社会资本的投入与社会网络的经营。

就放生行为这一宗教活动而言,社会网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还主要集中在动员层次上。因为在用社会网络解释民众的宗教参与时,必须注意民众对宗教的“偏好”,很大程度上民众对放生活动的参与是出于民间信仰中的巫术和追求灵验性的功利性格,“灵则传”成为放生活动应用社会网络来招募信众的基本方法;或者说解决信任问题是社会网络在放生活动的传播过程中最为至关重要的功能,而至于通过放生活动能否实现情感与文化投资进而增进宗教资本则似乎不能通过社会网络来实现,就这一点而言和其他宗教团体及其活动呈现出了相当不同的一个重要层面。

放生行为不但是对佛教教义的遵从更加是人类对生命尊崇的一种本能性反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放生行为必将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始终,但是作为一种宗教活动的放生行为或者说是当下日趋商业化的放生行为会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宗教经济范式认为宗教的需求面长期而言是相当稳定的,每一个共享特定宗教喜好、需要、趣味和期待的潜信徒市场区位都维持一些专门化的宗教团体来供给需求。在这一区位内如果宗教经济是无管制的自由竞争,那么会有更多的宗教团体进入自由市场,宗教团体会尽全力发掘信徒以巩固自身的竞争力,导致社会上整体的宗教参与程度会提高,相反的,若缺乏竞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团体会没有效率来维持信徒的委身,结果是总体的参与程度降低。自改革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的是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倡导的是一种宗教市场自由化的环境,所以不但传统的儒释道信仰得以恢复,而且各种外来宗教和本土民间信仰也不断兴起和壮大。在这种宗教市场自由化的大背景之下,放生行为以及其背后的佛教或者民间信仰团体必然会通过各类途径专业、高效率的传播放生行为,发展自己的信徒,以期在宗教市场区位竞争中获得优势位置;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种宗教活动的放生行为不会消亡,而且会伴随着宗教市场的竞争一直延续下去。

如果说放生行为会伴随宗教市场的竞争而延续的话,那么时下日益发展的商业性放生行为是否会因环保观念的批判而减少或消亡呢?斯达克认为宗教组织的张力与排他性越大,其宗教组织的发展就会越迅速。这里的张力是指一个宗教群体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区别、分离和对抗的程度,在张力曲线的最高端,存在着严重对抗,有时会爆发严重冲突;在最低端,宗教组织跟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和谐,以至于很难区分这两者。而一个宗教组织的排他性越高,或是与社会的张力越大时,信徒委身的程度、付出的代价以及回报也都越高,反之,一个低张力的宗教组织排他性低,信徒的委身程度与回报都很相当小。应该来说面对日益高涨的环保主义浪潮,放生行为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张力会越来越大,高度的张力可能反而会提高信徒从事放生行为的回报感,促使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商业性放生行为。

大家好，我叫钟明远，男，1994年出生，现年26岁。出生于来宾来宾市来宾县大来宾镇的小山村，是个地道的农村孩子。

26岁，原本是意气风发的年纪，但我却活得迷茫又无助，究其原因，这还要说说我这些年的经历：2007年我上初中时，第一次在宿舍和同学们看黄色视频，之后就学会了手淫，并一发不可收拾，手淫了十多年。最初还担心手淫会伤身体，在网上查“手淫是否有害？”，网页上说的都是手淫有好处，说精液是水和蛋白质组成的，消耗后很容易补充。当时我信以为真，看黄色录像和手淫就再也收不住了。然而事实却是，长期邪淫导致我的肾精大量流失，身体每况愈下。所以我现在特别痛恨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鼓吹的“手淫无害论”。悔恨自己未能早点学习传统文化，否则就不会放任自己，就不会有惨重的下场了。请大家在网上搜索“中医博士彭鑫”有关邪淫伤身的讲座，一看就会明白邪淫、手淫对身心的巨大损害。

我的家庭不来宾，但是父母很溺爱我，我要什么妈妈都会满足。那时学习游戏机很盛行，我说要，妈妈就给买。开始的时候是用它来学习的，可后来趁父母不在家，偷着下载黄色视频，边看边手淫。因为手淫对身心的影响，我每天浑浑噩噩，老师讲过的东西也记不住，成绩一塌糊涂，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邪淫的果报。由于长期手淫，我的邪淫之心越来越强烈。

上初三时，时常趁邻居家女孩的父母不在家，以恋爱的名义偷偷地找她邪淫。当时，我生怕被女方家的大人发现，所以每次都是偷偷摸摸地。有一次赶巧她父母突然回来了，吓得我赶紧躲在她家粮食袋子后面。不久她竟然怀孕了，我却毫不知情，最后一次去她家时，还逼着她跟我邪淫。这事最终被她妈妈发现了，要报警，说我强奸她家闺女。我那时候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名声，不敢跟我爸妈说实话，撒谎说是女孩勾引的我！害的妈妈因为这事儿又赌咒又发誓的，为了我造了很多口业，还赔了5000元给对方。由于我表面斯文懂事，村里人对我印象特别好，都不相信我能做出这样的事，直到现在村里人还以为是她家讹诈我们呢！我做了这么禽兽不如的事情，坏了女孩的清白，致使她堕胎，伤了她父母的心，我也不知道害怕和悔改！

另外，我还和表姐、村子里的多位漂亮女孩邪淫过，其中还有一位已经去世了的不到20岁的小女孩，我还曾想和大奶奶家的妹妹邪淫，诸如此类的事情，现在想想那真不是人干的事！由于长期邪淫，我的心志已经在潜移默化中被染污，而我自己全然不知。

上大学后我和大学同学玩起了同性恋，现在一想真的很恶心，悔不当初。为什么会这样？佛在《大乘造像功德经》开示过导致同性恋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于亲族女，行淫秽事。”而我就做过这样的恶事，感召到如此恶缘。大学期间，我看到足疗按摩店会特别兴奋，每每遇到足疗店都想进去，这也就是同频感召了。感恩祖德庇佑，我最终一直没有去成！

2016年5月，我结识了王玉姝阿姨。她给我推荐《了凡四训》这本书，给我讲述袁了凡先生的故事，从那时起我慢慢地开始接触佛法。虽然接触了佛法，但是由于长期邪淫，淫心依旧很重，有的时候看佛像或者哪位法师讲法，我也会有意淫的念头（备注：这些念头都是长期邪淫感召、扭曲心志的结果）。

2016年10月份，我的恶报显现了，我开始有阳痿早泄的毛病，那时不懂这是我邪淫无节制造成的，应该警醒和节制，反而买壮阳药继续肆意造作。在我工作的来宾市，我居然还多次找小姐，甚至还把小姐带回单位。后来听了陈大惠老师的讲座，我才明白，阳痿、早泄是身体给我们发出来的求助信号，警告我们不要再放纵性生活了，我们已经严重透支自己的福报，应该有所节制了！

有一次，一个开理发店的人，打着学佛的名义跟我聊天，可是他三番五次想要和我邪淫，我感觉不对，就不敢再和他联系了。还有一次，我休假回家经过来宾火车站，遇见拉客的，没有抵住诱惑花了500块钱邪淫。当时妈妈给我打电话，我很是不耐烦，心里还嫌她打扰了我的‘好事’，没好气地说了几句就挂了。

《弟子规》讲：‘德有伤，贻亲羞，’自己所作所为是给父母蒙羞可我还毫不知耻地嫌弃母亲。因为长期的邪淫，必然感召身体生病、破财等恶缘。我曾经我用手机摇附近的人，认识了一个女孩，只是打电话，一直未见面。然而，我前前后后给她打了差不多几万块。我也不知道那时是怎么了，鬼使神差地。她一说缺钱我就给她打……我这完全就是受的现世报！滥聊天勾搭的这个毛病，这几个月我才改掉。

我曾有过多次不可思议的经历：26岁时一次似梦非梦中，有清晰的邪淫行为；还有一次我在宿舍沉迷玩电脑时，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但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一个女人的身影，之后我就梦遗了。古人说，邪淫者会有无数魍魉魑魅吸食人的精血，所言真实不虚啊！邪淫真的是百害无一利的恶事。佛经上说：'男报铜柱，女卧铁床。‘业力牵引，男的看到铜柱认为是美女，抱上后才发现是烧的通红的铜柱，瞬间自己就被烧焦，不一会又恢复，如此周而复始，万死万生，痛不可言。

后来，我偶遇一家素食餐厅，在里面结缘了一本《无量寿经》，才开始在网上听老法师讲经，才开始真正听话照做，我的命运才开始有所改变。刚开始戒邪淫时我比较盲目，方法和手段都不太科学合理。但是为了弥补自己因邪淫所造作的恶业，也是不断地学习其他人的经验教训。现在，我认为戒除邪淫最好的方法就是孝顺父母和拜《地藏忏》。

一、因为父母是我们最大的恩人，是我们每个人的活佛，也是最灵的佛。不要外求，帮父母做做家务、经常打电话问候父母、给父母洗脚等都是非常好的方式。另外我们也能从中体会到父母为了家庭是多么地不易，也能让我们傲慢的心低下来。

二、拜《地藏忏》、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对治邪淫很有效果。时间久了就会发现自己所居之处特别温馨，自身和周围环境的磁场也会不断地改善，从而使家宅来宾、逢凶化吉。这是我的亲身体验、实践之说。

三、现在邪淫算是戒除了，经常坚持抄写和读诵《僧伽吒经》、《地藏经》。只要有时间，便在心中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四、修行一定要在工作中，要能忍辱、换位思考。把工作踏踏实实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

五、千说不如一做，坚持不懈，日行一善。改命的秘诀就是一定要用真诚心乐善好施，处处与人为善。来宾马路上捡个垃圾、烟头，打扫公司卫生，去养老院做义工、看望孤寡老人，放生印经等等，都是在耕耘我们的来宾。

六、当我经过足疗店或者洗浴中心时，我就把这个店名想成是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当看到漂亮女孩穿着暴露的，就做不净观，想吸脑髓的、吸肾精的来了，这是勾引你堕落呢；时时关注自己的起心动念，有不好的念头来了立马换成阿弥陀佛；有坏想法时，就想这将是一场赤裸裸的现场直播，虚空法界都知道，这业造大了！戒邪淫不单是看多少篇戒邪淫的文章，或单纯的理解为念多少部经、念多少句佛号、拜多少经忏、放多少生……

戒除邪淫是个恒久力行的事，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心和愿力，其次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真诚地想说：戒邪淫要从我们心地上下功夫，要把淫心、淫念转换为服务众生的菩提心。最后，希望大家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如今，我虽然已经忏悔改过，命运也在发生转变。但是这种惨痛的经历，希望不要再有人以身试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生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特别是年轻人。愿与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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