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红花湖景区走入不远，便可见到高大恢宏的永福寺，而它的原址在丰山南麓，门口还有一株300多年的菩提榕。
明代王鸣雷，最早有记载丰山永福寺的创建，在“创自唐贞观间”，不过，这无据可考。宋政和年间，惠州民间有“永福寺钟常夜与龙塘蛟龙战”的故事，晚苏东坡十余年来惠州的诗人唐庚居住在龙塘畔李氏山园（今紫西岭），作《钟潭行》记有：“君不见惠州城之西，永福古寺钟崛奇。”永福寺的名字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以宋人，唐庚最早。
但是，早唐庚十多年谪惠的大文豪苏东坡，却为永福寺留下最早的文字资料。当然，苏轼寓惠时这座“形胜为吾郡丛林最”的寺庙还不叫永福寺，而是叫海会院，寺院方丈“通老”亦称“海会禅师”。
苏东坡是佛学大家，他自然是海会禅师的座上宾。宋绍圣二年（1095年），海会禅师兴建海会殿。苏东坡虽然生活穷迫，但仍“助三十缗足，令起寝堂”。他在《海会殿上梁文》的引言中写了自己和海会禅师的关系，称其为“道友”：“伏惟我海会禅师，施无尽藏，开不二门；来作西方之主人，且为东坡之道友。爰因胜地，以建道场”。最宝贵之处在于，《海会殿上梁文》留下了海会殿堂的盛况：“瑶阶肪截，碧瓦鳞差，庶几鹫岭之雄，岂特鹅湖之冠。”殿内则供奉着由八位“大富贵长者”捐造的“释迦宝像一所”。据考，苏东坡《海会殿上梁文》是描述永福寺的最早文字资料。早在900多年前，永福寺就拥有如此规模，惠州著名文化学者吴仕端先生在其《惠州西湖艺文丛谈》也评价永福寺道“历史既悠久，而规模又复为惠州西湖数十个佛教丛林之最宏大者”。
官员文人以保护鳄湖风光为荣
现西湖最为曲折幽深的鳄湖，原为苏东坡筹钱修筑的放生池。苏轼写道：“寺（永福寺）旁有一陂，诘曲群山间，长一里有余。”“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筑下塘，永不开口，水涨溢即听其自在出入，则所活不赀矣。”后来，苏东坡向弟弟苏辙、表兄正辅筹钱，各“缘化”十五千钱，修筑成放生池，也是如今风光悠丽的鳄湖。
由于鳄湖与苏东坡的关系，其秀邃的自然景观也被注入丰厚的人文内蕴，不少官员、文人，纷纷以保护鳄湖风光为荣。清嘉庆年间，著名学者王文诰慕名来游，谓“寺俯瞰其下，近岚远翠，上下一碧，皆昔时景象。惠人则磨穹碑大书深刻而丹之，表其道曰：苏文忠公放生湖”。
惠州人被苏东坡精神感召，鳄湖数百年来，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受到重视与保护，已历久而化为一方风俗，体现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了。虽然抗日战争中，寺庙被日军炸毁，但周围风光秀美，一直是惠州人春游秋游的好去处。
于太守东堂品将军荔
说起荔枝，三岁小孩都会摇头晃脑地背出苏轼千古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绍圣二年，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便写下《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其中《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成为千百年来，惠州荔枝的最佳代言。
早在宋咸平二年（999年），四川阆中人陈尧佐从潮州通判位置上移典惠州（时为祯州），他为惠州州守时，居住在梌山衙署东侧的太守东堂内（今中山公园四中旧址附近）。
在惠州时期，陈尧佐亲手种植荔枝，劝民耕稼。后来他离开惠州，回到朝廷当宰相，惠州人感念他的德政，把他在太守东堂手植的那棵荔枝树称为“将军树”，悉心爱护。
九十多年后，宋绍圣三年（1096年）夏，被贬的苏东坡寓居惠州，受当时知州詹范的邀请来到太守东堂。知州詹范饲养的猴子爬到陈尧佐亲手种植的“将军荔”上，采摘荔枝。惠州著名画家黄澄钦根据记载，画出《分甘遍铃下，也到黑衣郎》，描绘的就是当时詹范和苏轼饮酒吃荔枝的故事。
苏轼吟唱出《食荔支二首（并引）》，并作引语记述当时情形云：“惠州太守东堂，祠故相陈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谓之将军树。今岁大熟，赏啖之余，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纵猿取之。”
此后千年，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便成了荔枝千古不易的宣传语，不过可惜的是，很少人知道这故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梌山。据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太守东堂旧址已改建为小学，但园中荔枝树和梅花树，如今也难再寻觅踪影。
题名辞
“东坡到处有西湖”，杭州、颖州、惠州作为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的贬谪之地，恰好都有风景秀美的西湖。其实不仅如此，苏东坡给惠州留下许许多多的宝贵遗存，以至于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都很喜欢来惠州，他觉得在这里有东坡精神在感召着他。
“历史既悠久，而规模又复为惠州西湖数十个佛教丛林之最宏大者”的永福寺，苏东坡为我们留下它900多年前的模样；在梌山，他又为惠州唱出千年的“广告词”———“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放生不是做简单的佛教法事活动放生不是做简单的佛教法事活动
行愿法师
编者按：放生是一种美德，放生就是护生，放生是佛教徒实践佛陀“众生平等”慈悲观念的体现。佛教徒受持三皈、五戒就要尽形寿“不杀生”，即永远爱护一切众生的生命。作为佛教徒，护生是我们的责任，护生是我们终身必尽的义务。那么，如何来护生呢？是不是放生就一定是护生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和讨论。
放生是一种善行，本无可厚非。在大乘佛教的国土，每逢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阿弥陀佛等佛诞节或每月的初一、十五，中国传统寺院，多会举行“放生”的佛教活动。放生的活动热闹又殊胜，佛教徒或非佛教徒都可以参予，让更多的民众来认同佛教戒杀、放生的理念，这是好事情。由于佛教寺院出家众大力提倡放生功德的殊胜，而民众更希望从放生的功德中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于是，放生在大乘佛教的国土盛行起来。
随著人类社会文明不断的进步，科学不断的发展，大乘佛教放生活动逐渐出现了大量的盲点和弊端，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据我观察，放生的盲点和弊端如下：
一、民众盲目放生，随意放生，不经“审视”、不受约束的放生，是导致外来物种入侵，取代当地物种，这就是“放生不当等同杀生”的愚痴行为。人们善意的把外来物种引进放生，却无意中杀死了当地的健康物种，造成外来物种泛滥成灾，使整个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失控，严重危害自然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界生态的平衡，以及还会给人类本身带来诸多的危害。例如：“巴西龟”攻击性强，在中国放生很多，就有取代中国物种的趋势。
二、原本放生是善行，值得大家赞叹、推广、护持。可惜，如今放生的善业已经变质了：一些人为了自己消灾祈福而去放生；一些人为了生意顺利而去放生；一些人为了将来生命有好的归属而放生，这些庸俗的心态替代了原本慈悯众生的纯净心情。至于放生动物的地点是否适合，或者放生动物的存活率怎么样？功利自私的放生者是不理会的。所以，被放生的动物命运是悲惨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放生的心里需求，成为所谓“放生善人们”的牺牲品。
三、本是随缘、见机解救众生生命痛苦的放生方式，却替代以大批预订放生物种的商业行为，使原本在大自然中的鱼儿、乌龟、鸟兽，为了成就人们的“放生功德”，而惨遭系捕、折腾，甚至夭折笼中；或在窄窄的水桶中，因为氧气不足而死亡。有的是放生地点的不适当，造成放生物的死亡，甚至还破坏当地的物种平衡与生态环境。如今，放生已由善行、美德而变成社会普遍诟病的“愚行”，让有识之士心痛不已，因为善人们这样无知的放生，严重伤害到无数众生的生命。
四、放生是为救济垂危动物的生命，本不需要什么仪式，更不需要作秀－－如明星般轰轰烈烈的拍照，做放生宣传广告。可是，由于很多人对于其它众生生命的漠视，没有认识到生命的可贵，根本就不尊重生命，只不过是大乘佛教的传统习俗而已。所以，一些寺院为了迎合众生的心里需求搞活动而去放生，置放生动物生命危在旦夕而不顾，把简单的放生仪式大肆拉长。有的迎请方丈和尚；有的迎请知名法师上香给动物做三皈依。殊不知，放生的动物就在等待放生仪式中已经被闷死、憋死、挤死了。大乘佛教的大德高僧眼看著一条条鲜活的鱼从桶中跳出来落到地上，不知高僧大德们对鱼的生命有何感想？鉴于此，本人提倡：真放生，莫作秀！
五、由于佛教徒要行善“放生”，结果，七十二行中又多出一行专门销售“放生生物”的商贩。每年为了满足佛教徒大量放生的需求，很多不法商贩大势的收捕鸟类、鱼虾等储存后，卖给佛教徒，从中获利，发家致富。更有甚者，上游放生，他在下游搜捕，捕获后继续卖给佛教徒，所以，有一些鱼虾、鸟类被人放生好几次，就是这样来的。一个柔弱的生命怎么能经得起这样折腾？当然，最后的结局是死亡，它们终于被放生的人害死了。
放生本来是为了护生，结果，盲从的放生、自私的放生、贪功德的放生、好行善的放生、流于形式的放生，对于所放生的生物没有足够的了解，不知道它们生存的环境、生存方式，就凭空想像的放生，害死了无数的生物，这是发生在中国传统佛教民众们每年都屡见不鲜的放生事件。
鉴于上述种种放生的弊端，本人觉得放生务必要慎重，要智慧、科学的去放生，不是做简单的佛教仪式就可以盲目、单纯去放生。放生的善人们务必要具备放生物种的专业知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生物的相关规定，并按照佛陀的教导，如法如律的去放生，莫将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病毒传染给人类和所有的一切众生，这是真正积德放生的善行。
诸位喜欢放生的善人啊！千万不能再盲目的去放生，更不能虚浮的为了做仪式、搞活动而去放生，或者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去放生，漠视众生生命的存在。我们应该深入理解佛陀“众生平等”的慈悲原理，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爱护一切众生的生命，善待他人、善待自己、善待一切众生，这是最好的随缘放生的方式之一。
既然，护生是我们佛教徒应尽的责任。当然，我们要放生，要行善，但是，我们必须选择智慧的去放生、科学的去放生、慈悲的去放生，而不要把放生变成“放死”，这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一种善待，一种爱护，也是真正慈悲护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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