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概说：第七章 唐代的佛教(一)佛教和国家性质与社会活动 第四节 僧…

　　唐朝建国开始，对于佛教便采取反对隋之外护政策态度。由于太史令傅奕，为谋富国利民，上奏政策二十一条，减省寺塔僧尼，故于唐高祖武德九年(西元六二六年)，命令沙汰佛道二教。长安残留佛寺三所、道观两所；地方诸州，残留寺观各一所，以精勤于练行的僧道居之，此外所有寺观一律废止，僧道则命之还俗。此乃继续北魏北周之后，破佛的严厉政策，然至太宗即位，此令即行中止。可是由此沙汰僧道以整肃释道二教的诏令，使得唐初的两教教徒，痛定思痛，采取了自诫自肃的态度，其结果，竟成了幸运的开端，奠下了发展的基础。

　　唐太宗慨叹天下优秀僧道人数的减少，故命以二千人为限度，藉以选度僧道的人才。同时禁止私度僧，用以杜绝伪滥僧的横行。唐太宗贞观九年(西元六三五年)命天下诸州，排除奸恶僧尼，代之以人才出家。此时，唐朝之对僧道，便确立了户籍和公度的宗教政策。唐朝政府之对国民，建立起正确的户籍，基于均田制，建立租庸调与府兵制，安定国库财政和治安的维持，并且企及军备的加强。沿着此一方针，对于佛道二教的行政，也就制定了寺观的定数，以防造寺起塔之风的高扬。根据簿籍之法，登录的公度僧道，给予特别恩典，加以身分的保护，同时加强对于私度伪滥僧的取缔。

　　佛道二教的宗教行政，自隋以至唐初，乃系隶属于政府的鸿胪寺之下的崇玄署。后来几经变迁，至玄宗的开元以下，便属管于鸿胪寺与尚书省的祠部；僧道的户籍，三年一校正，被保管于鸿胪寺与祠部，这是唐朝宗教行政的总管理。有关僧道荣誉之推举等事项的组织机构，便是鸿胪寺，尚书省的祠部，则为发令机构。

　　六朝以来，由于国家政治力的脆弱，故有私度僧的流行和伪滥僧的横行，这是历代为政者们颇感头痛的事。到了唐代，便以法令予以防止。首先由师主推荐出志愿出家的人。中宗之际，建立试经度僧的制度，以试验来考选出家的人才。严格实施僧道的簿籍之后，统计天下的佛寺与僧道的数字，以及每年死亡与还俗者的人数，以判明公度僧道必要数字的多寡。试验及第者，国家许其剃头，公度的出家者，必须随身携带得度的身分证明，那便是由尚书省的祠部颁发的度牒，名为祠部牒。它的作用，宛如颁给官吏的委任状(唐代名为告身)。持有度牒的出家人，可受到终身免除税赋，专念于修道生活，并且保障其身分的恩典。持有度牒的沙弥，尚须于成人之后，从戒坛受具足戒，进入大僧阶层，由戒坛场所发给戒牒。以戒牒和国家的度牒之两种文书，证明公度的出家身分。唐代制定公度的出家者，必须携带这两种文书，以便严密取缔私度的伪滥僧，并且防止两者之混淆，这是唐代确立公度制的原因。

　　法云法师：习忘可以养生

　　两位与我分别十年的友人，一朝重逢，他们惊异地问我：“你怎么还是这么年轻，不减当年，赶快透露一招，有何驻颜秘诀？”

　　我不禁笑曰：“不知两位仁兄有没听说过，有人探访当代寿星，望传授养生秘法，问曰：‘如何养生？’可是老人的回答出人意外：‘不养生！’因为刻意养生，已经是对自己的健康缺乏信心，而忧心伤身，怎及顺应自然、心无挂碍，无为而无不为有益呢？”

　　可是现代功利社会，人们“百感忧于心，万事劳其形”，如何方能消散忧烦，而达安乐之境？

　　近阅报章，记者采访中国大陆女寿星现年一百二十四岁的孔英，总结她一生经验，主要是习劳、素食、心情开朗。

　　我侃切向友人说：“实在乏善可陈，只不过吃素、每日禅坐，过着一种颇单纯的生活，近年更是健忘，凡事不存于心，就连自己写的文章，若不见到署名，也不记得了。故烦恼锐减，心境空明，恰如白居易诗：‘身适忘四肢，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

　　朋友，于此纷扰尘世，或品茗读书，或倾听音乐，或焚香静坐，若能放下一切人我是非，忘却心中执着观念，心地上无波涛，随处皆风恬浪静，岂非如宋儒所言：“习忘者可以养生！”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